你已变老,我愿一生陪他跑

影视文学

一位肿瘤科大夫对自己爱人患癌的全纪录

文/雨笼晴

文/钟蝶

译/可恶的许

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叫苏金兰的农妇,苏金兰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无情的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太多刻痕,饱经沧桑的皱纹显示着终日劳作的艰辛,她和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农妇们看上去一样普通,没任何独特之处,然而唯一不同的是,她是一个世界特奥会冠军的母亲。多年来,她坚持陪儿子跑步,浓浓的母爱,还有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把自己的残疾儿子培养成了残奥会冠军。

在201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歌手王铮亮演唱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仿佛花蕊间的一滴蜜,濡湿了很多观众的心。同样打动观众的,还有作为背景播放的一对父女三十年来从未间断的合影。

街灯冷清,远不比纽约。

那年,儿子的降生,曾给这个农村的小家庭带来了许多欢笑。好景不长,儿子邢诒招8个月大的时候突然发起了高烧,去了很多医院也不见好,一直高烧了半年都没有退,当时婴儿阿招的屁股打针打的肿了像核桃大的泡,由于长期高烧,他落下了智力残疾的后遗症。就是看上去傻傻的,四岁了才学会说话,别人的孩子都能跑了,他还得抱着,7岁的时候还不会盛饭。

其实这些合影,早在2012年时就曾红极网络。2012年,一位名叫大萌子的网友发了一条微博:我有一个好爸爸。她在微博里说:30年成长之路,从小到大,我的每一步都有爸爸陪伴,从不曾错过。谢谢爸爸!放一下我和爸爸30年的合影,老爸年轻时很帅很帅大萌子晒出的相片,是她与爸爸从1岁到30岁的合影,每年的照片都由妈妈亲自拍摄,每张照片都有那一年的故事。

在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六个月之后,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其实一个。挡风玻璃上厚重的灰,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线更加惨淡。在离开医院以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违背了自己婚礼上的两个郑重诺言;一,我开始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我的妻子。二,我向她撒了谎。

当时,阿招和村里的小伙伴玩儿,小伙伴们想欺负他的时候,会把手拢在口边大喊:傻子,小傻子。这时,阿招只会回家哭。苏金兰的心则会很痛。她几次想要找到那些欺负儿子的小伙伴的家里,告诉他们家大人要管好孩子,不要欺负人。可更让她伤心的是,有的大人也嘲笑她孩子是个半脑。这时,她总会抱起孩子跑回家,她说:半脑,半脑也是自己的孩子。

1岁时的照片是在家门口拍的,当时萌爸管大萌子叫小米豆,因为她的眼睛很小很小,那时的萌爸很帅很帅。

牛皮纸信封里装着最新的PET
扫描。随便扫一眼就不难看出妻子体内的肿块。我缓缓开着车,不停告诫自己不能对妻子说出实情,我们得等纽约的肿瘤科医生做出诊断,我是肺病医生,看不大懂这些扫描,我这样敷衍着。

让苏金兰觉得命苦的是,女儿邢诒玲和儿子的情况差不多,两个孩子都属于四级智障残疾人,丈夫的手受过伤,不能干重活,家里的全部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2岁时,还是在家门口,大萌子穿着裙子站在萌爸前面,萌爸笑得一脸的春风得意,那年大院的玉兰花开得好美好美。

PET扫描的大致原理是通过放射性元素流过身体各个脏器,测出不同细胞的活动。肿瘤细胞十分活跃,而其他细胞则不然。正如夜间从空中望向大地,如果脏器内不含肿瘤细胞,那么扫描看起来就会像夜间的爱荷华州,玉米地里一片宁静。但如果扫描结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凤凰城的市中心,那就说明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开来。

生活的重担,并没有阻碍她给孩子们更多的爱,这个内心坚强,表面脆弱的母亲,每日凌晨三点起床去割胶,白天会耐心地教两个孩子干些简单的家务活儿,砍柴、做饭、割胶,耐心到每一件事儿都教了上千遍。

4岁时的大萌子是个野孩子,喜欢用奔跑惊起操场栖息的一大群野鸟,而萌爸经常在一旁看着她笑。

这是六月上旬温暖的一个夜晚,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开端。人们在街上拥挤着,匆匆归家或者觅食。这冗杂的一切充盈我们的一辈子,不留下亦不带走一丝丝的意义。穿过通往车库狭窄的过道,轮胎压迫着地面吱吱作响。妻子一言不语,我亦一言不语。我看到了她的未来,而她没有。

贫穷的小镇没有特殊教育学校,她就自己教儿子,识数,认字,可怜的阿招,连这些简单的知识都要重复上千遍,连家里最小的孩子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阿招还是一脸茫然,她用了十年的时间,教会了阿招算数,还学会了普通话。

7岁时,大萌子体检71斤,大夫告诉萌爸大萌子是微胖儿,父女俩对此都毫无压力,大萌子还拿着这事四处跟同学宣扬当时的生活还比较朴素,挠翻天也搞不到很多零食,不久之后大萌子窜个,很快就默默地瘦下来了。

其实现在想想,她或许也看到了。

有次在院子里,阿招在追一只抢食吃的公鸡,她发现阿招虽然智力障碍,但跑的很快,她在心里琢磨,有空就想让孩子多跑跑吧。

10岁时,大萌子野性不改,贪玩掉进臭水沟,长了一头癞,被剃了光头在家治疗了两个多月,萌爸嘴上不说,可心里心疼得不得了。

妻子在那以后活了短短八个月。她走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纽约自己的家。从一个冬天转移到了另一个。

不久,村支书告诉她,省特奥田径队招队员,可以让阿招去试试看,阿招不是爱跑吗,说不定将来能靠跑来养活自己。苏金兰送阿招去试了试,田径队决定留下阿招,并送他去海口特殊学校训练。

13岁的大萌子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那时的大萌子是个牙套妹,除了萌爸,没有一个男生喜欢她。

纽约的医生很快看到了扫描结果,且做出了诊断。回到家没过几分钟,我们就收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从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打来,我在这里工作了超过十年。三年前妻子在这里被确诊得了乳腺癌。

苏金兰对儿子说:妈妈在大山这边看着你,阿招要努力啊。儿子阿招点了点头,算是记住了母亲的话,他在体校,无论是烈日还是暴风雨,每天坚持跑啊跑,是最刻苦的学生。

14岁这年发生了很多事,是个多事之秋,但波澜都被萌爸用微笑挡在了大萌子的生活之外。萌爸给大萌子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

妻子与我在沙发上并排坐着,人手一个听筒。电话那头的医生说着许多我熟稔的词语转移,紧急放疗,生存质量,唯独没有提治愈。听到关于病情的词语越多,妻子也就渐渐在我脑海中转变成一位病人。她的脊髓不会被压迫吗?我迫不及待的询问医生,然后听筒里与身旁传来了妻子的声音:那是什么?

而每次放假回家,别的家长总是心疼孩子,让孩子多休息,苏金兰却让阿招不间断地练习,自己还陪着孩子练习。

高三的生活格外辛苦,但在萌爸有力的支撑下,大萌子顺利度过高三,19岁生日的当天,大萌子拿到了第一志愿录取通知书。这分荣耀有一半是爸爸的功劳。

妻子的医生没有让我们等待。没有温柔的旁敲侧击,没有善意的曲解现实,亦没有对恐怖真相的虚假掩饰。他忠实的回答了妻子想问却又开不了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很多治疗,还是有办法的。肿瘤可以被抑制。或许还可以活上几年。癌症到了这一步已经不能被治愈,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延长生命,保证生活质量。换言之,妻子即将离我们而去。

每逢假期,清晨五点,在云雾缭绕的乡间小道上,乡亲们就会看到一小一大在不停地跑,儿子穿着运动鞋在前面,一个穿着布鞋的母亲跟在后面,使劲儿地跑,边跑边擦汗,脸上的水,浸到嘴里,涩涩的,说不清是跑出来的汗水,还是坚持的泪水。

21岁,大萌子跟萌爸上街,她突然发现爸爸在街上开始被人叫做老大爷,大萌子真不愿意接受爸爸已经变老了的事实。

即便今天当我我与同仁们谈论起那天的对话,不少人多少还是有点惊讶。妻子医生的直接了当并不符合一般大夫的准则,甚至有点不当。很多人告诉我通过电话谈论生死大事是医生不应该做的。当我问他们何时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在几次治疗以后,肿瘤还在扩散恶化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时候告诉病人。

有人很不理解地问苏金兰:如果将来证明,这是一场白跑,你不后悔吗?

23岁,大萌子毕业,求职成功!第一次相亲,第一次约会,大萌子都觉得很好玩。那时大萌子涂的口红,貌似还是大一时姑姑送给她的那管倩碧。可是,爸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福了呢?

你已变老,我愿一生陪他跑。医生们认为病人们很难在听到诊断结果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他们的抉择,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他们对爱人们的许诺,明确的,或者藏在心头的,将付之一炬。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医生们也不无私心。因为医生本身是由衷的希望自己是希望的火炬手,而不是死神的传令官。也正是这样的执着,使得医生永远积极的为病人寻找新的治疗方案。

苏金兰说:为了孩子,我愿一生陪他跑。

25岁,是大萌子有太多悔恨的一年,姥爷像姥姥一样突然去世了。大萌子深切领会到,亲人在世时要多陪伴,否则一定会后悔的。大萌子下定决心,无论工作多忙,一定要抽出时间多陪陪爸妈。

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医生应当坦率。但是我也知道过于直截了当的决断会使一些病人感到绝望,让病情直转而下。我也了解如果别的医生依然在尝试寄予病人以希望,直白的诊断会使病人及其家属产生疑惑。妻子的医生也许是正确的,尽管我的朋友认为他应该更委婉。但是从美国卫生部的研究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希望医生是坦率的,即便病情严重致死。有的时候妻子会告诉我,我不希望我的医生瞒着我的病情。

邢诒招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2005年,在全国特殊奥林匹克田径比赛中获得两金一铜;2009年世界冬季特奥会上,邢诒招夺得了一金一银两枚奖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特奥冠军。

26岁,大萌子异想天开地辞去工作念了研究生,这一举动得到萌爸强而有力的支持。这一年萌爸开始上网写小说,后来居然还收到粉丝网友寄来的葡萄干和小首饰。

我们并坐在沙发上。10厘米,是她到我的距离。穿过她的金发她的手上,是她今天刚刚做的指甲。涂满了她喜欢的暗红色。我尝试猜想妻子心中所想,她一定也在猜想我听到电话那头医生诊断的反应。她猜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

当年喜讯传来,苏金兰拿着地图,让邻居家的孩子帮忙找着地图上的美国,她一定要记住地图上的那个点,万里之遥,她儿子,就是在那么远的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取得了金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29岁,大萌子为了拍婚纱照那点事疯狂减肥,体重回到初中时,把萌爸心疼得要死。

从外表上看来,妻子的美艳与健康,正如我17年前在巴尔的摩交响乐见她的第一面。但当我看着我亲爱的妻子,我看到了那些我纽约十楼的病人们。那些虚弱的人,那些因为肝脏衰竭而黄疸的皮肤,那些因为体内液体堆积而肿大的四肢,那些因为肾衰而导致的无精打采的面庞,止痛药,脑部转移,和那些同妻子同样年龄的女病人。

苏金兰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冠军妈妈,她把一个残疾儿子养育成了世界特奥会冠军,让智力残疾的儿子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还把另一个智障孩子养育长大,付出了平常人没有过的辛苦和耐力,这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她本身就是一个冠军。

30岁这年的合影是在一个家庭婚宴上拍的,爸爸是真的真的老了。

妻子那时候46岁。

2013年,苏金兰荣获第四届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她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北京

从1岁到30岁,合影里岁月变迁的痕迹一览无遗,唯一不变的是父女之间的深情。年轻时的爸爸好帅好帅,可是,当我长大,你已变老,多想时光就此停留,从此岁月静好。可是,时间追不上白马,我们甚至连它去哪儿了都不知道,耳边仿佛又响起王铮亮的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提醒着我们都要珍惜,因为当我长大,你已变老

也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与妻子之间开始有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我看见了她的未来,她的终点,她的憔悴,她将受到的折磨与身旁的我的无助。而她看不见。

不管获得了什么,不管去哪里,苏金兰最挂念的就是自己的残疾孩子。不抛弃、不放弃,是她对两个残疾孩子最大的爱,这些浓浓的爱,质朴的爱,镌刻在她那句愿陪儿子跑一生的话语里,播撒在跑步时的乡间小道上,凝聚在儿子的金牌里。

门前老树长新芽 院里枯木又开花 半生存了多少话 藏进了满头白发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阿根廷返回纽约,以便开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于是我们开始陈列清单,准备归途。

记忆中的小脚丫 肉嘟嘟的小嘴巴 一生把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声爸妈

她会一个人先回纽约。儿子还有几天就从学校结业,妻子不希望他不能参加学期末的聚会。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无须紧张,因为治疗她的乳腺癌并不紧急。事实上,他甚至说明了因为妻子不会被治愈,所以不需要太焦虑。但是脊椎上的治疗却十万火急,因为如果肿瘤在脊柱上蔓延开来,病情将急速恶化。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人的脊椎就像一堆廉价的塑料筹码。如果是完整的连起来,它可以支撑极大的重量。但是如果肿瘤破坏了脊椎的平衡,脊椎就会出现列横,人也将无法直立。正因如此,妻子需要赶快回到纽约。

亲友们在机场迎接了她,并带她去了医院的急诊,陪她见医院的神经外科大夫。如果我们还幸运的话,大夫会告诉她脊椎无碍。如果不然,妻子将被立即被收为病人,开始输液化疗,开始拍X光片,开始打吗啡,开始住院。开始呆在在病人之地,一个我会穿白大褂游走于漫长回廊的所在。

在降落于肯尼迪机场四小时之后,妻子就被安排上了手术。我依然在阿根廷,儿子轻声熟睡,我盯着电视发呆,丝毫不理解眼前的节目。我向我所有的好友发送了上百封邮件与短信。我失去了一切,我在发给大学室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中超竞彩,等我回到纽约,妻子的手术已经完成,漫长的夏天开始了。妻子总会在感到癌痛的时候对我形容就像一只拳头在抓我的肠子,就像一只骡子在我的脊椎上活蹦乱跳。我会问你看到骡子了吗?妻子笑而不答。一个月过去了,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X光显示她脊椎上的癌症已经被清除,治疗起了作用,妻子又开始生龙活虎了。

尽管癌症没有完全清除,但是在局部的肿瘤被清理了。妻子之后开始了内分泌治疗,一种常见的妇科病治疗方案。医生乐观的估计如果治疗起效果的话,妻子可以再活许多年。

从那以后妻子开始上网查询阅读那些奇迹般活了很久的乳腺癌病人,她常常对我提起一位女病人,虽然得了恶性乳腺癌,却已经活了超过14年。1994年,作家Marilyn
Greenberd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她自己接受乳腺癌治疗时候听到的其他女病人的故事。她称那些人为幽灵伴侣,她们不仅活的很久,而且生活的与正常人完全一样。在作者自己焦虑不安,感到不适的时候,这群奇迹般的病人正打着网球,跑着长跑,与爱人做爱。这位活过十四年的病人正如妻子的幽灵伴侣,也是我的。她同时是我们的希望与敌人。

我们尝试回到往日稀松平常的生活,去关注生命里的小事。去海滩,看日出日落,把脚踩在水里,跪坐在沙滩。这是许多晚期病人常常做的事情,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妻子有许多开心的日子,也有许多烦恼的日子,其实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还有日子。当妻子渐渐恢复,她重返到她银行的岗位上。

就算是她最亲近的朋友们也难以发现病痛对妻子的改变。她还是这样一个女人,永远充满微笑,时而带着坏主意,永远富有思想。这位优雅的小肢女人总是会自嘲自己的假发套,而我也会在她脱下假发露出光头的时候和她开玩笑,说自己仿佛在与一位种族歧视者保持不正当关系。但是即便如此,在充满病人的房间里,我看到妻子的笑容逐渐改变。她嘴角上扬的弧度再不如前。或许只是比以往要低1毫米,或许是半毫米,或许更少,少到数量级无法再估量,但是我能够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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