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疯的钢琴,随风而去

古典文学

城墙上夜风强劲,人都站不稳,而燃烧的纸却不散,圆圆地聚成一堆。第二天,我又上去看,却只留下一团黑迹,灰烬已随风而去了。烧的时候,冥冥中我母亲仿佛对我有所告诫:到我这岁数,做人要成熟一点了。当时我心中就决定:关闭在华夏西部影视城大展厅里陈列我文学活动的所谓张贤亮的世界的小展厅。回来后,一夜未眠,反省自己从1979年复出,可以总结为八个字:成绩不小,毛病不少,于是主动写了一份检查。恰恰第二天《中华英才》杂志的记者蒋先生来采访,我就将检查给他看,说你要写我最好写我的毛病。自我检查一词现在已很生疏了,尤其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逼迫下,我这种行为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有病。蒋先生倒很理解,说这毛病其实是社会的流行病,未必为你一人所患。我说,到我这个年龄,到我这种已再追求名利地位的份儿上,自己对自己严格一些何尝不可?人生在世,何必把是非分得那么清?我要张狂我便张狂,我要忏悔我便忏悔,张狂了再忏悔,忏悔了再张狂,一切随心所欲,最后,一切又都会随风而去。

《中篇小说选刊》来信通知我,福建海峡出版社已将我的作品列入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计划。除了要我一张光面纸四寸个人半身照之外,还要我数张代表个人生活简历和文学活动的照片。趁这个机会,我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献了出来。这张照片就是读者看到的我年轻的母亲抱着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1984年春天,我因《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往南京参加发奖会,和国文、骥才、友梅,在主人石言与张弦的陪伴下,去看了一趟这所祖宅。三十二年归故园,祖宅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工厂。过去的记忆犹在,眼前的景物全非。即使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原来印象中一直是粗可合抱的一株皂角树,现在看来,只不过水桶般的直径而已。

我与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合影,是1996年访问台湾时我姑母给我的。这张照片大约摄于我十二岁在南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49年随她到了台湾。照片前左的中年人是我父亲。在大陆,我的家庭照片早已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一批批地暗中毁掉了。仅剩下一张我进劳改队都保存着的我父亲的单人相片,我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农场展开的第一天早晨,对我采取突然袭击,要把我再次关进土牢的时候,我乘看守不注意,从装我全部财产的一个破纸箱里抽出来偷偷地揣进衬衣,然后把它塞进一条水沟的泥底了。倘若当时被搜出来,那可是一份确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证据,对右派分子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凭这张照片就可以立即逮捕判决的。这次从姑母那里,总算我又有了父亲的遗像。

现在当成经典电影的好莱坞影片《乱世佳人》,是根据一本中文译为《飘》的美国小说改编的。我也不去查那英文原名了,只说这部影片是我大约十岁时跟父母在重庆看的,在电影院,我父亲对母亲用英语说了它的原名,解释道:它的意思是随风而去。不知为何,随风而去四个字从此深深印入我脑中,直至今天,直到将来,随我一生。

抱着我的母亲,在1967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

可是,湖北黄石西塞乡亲戚来信并且寄来照片,在黄石西塞乡竟还有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茔。从照片上看,坟茔居然完好无损。这才给我解开了我在美国时产生的一个疑问。

成绩也好,毛病也罢,不都会随风而去吗?流芳百世,默默无闻,遗臭万年,碌碌无为,我的祖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自己,我的子孙,所有不同种类的人同消失于风中。随手拿起张报纸,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大文学家发现,火星和金星上好像曾有过生物,但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风

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1971年那天早晨,我们这些犯人的工作是脱土坯。不知用这个脱字是否对,方言音是tuo,动词,脱土坯就是把搅拌了草秸的胶状泥浆捣进木模使它成型,晒干后当做砖盖房子,那土坏房就是被称为干打垒的了。为了就近取材,劳动场地设在水沟边,这样,把沟底的泥捞出来拌上草秸便可以捣进模子了。多少年后,我又一次到这条小水沟边凭吊。小沟早已干涸,成了公路旁的路沟,长满丛丛杂草。指向天空的根根芦苇,抽出白色羽毛般的长穗,像一条条招魂的灵幡在风中摇曳。人的肉体被消灭了,灵魂飞散了,印有躯体模样的那张被叫做照片的纸,被深埋在泥土中最终也化为泥土,也许还变成了干打垒的一部分,也许已与我后来住的干打垒的土房融为一体。这么说,父亲的阴魂始终没有离开我。长久地立在路边,似乎听见周围响起某种宗教在安葬仪式中吟诵的如怨如诉的祷文:

今年是我见我母亲最后一面的三十周年。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到农场就业,世道很乱,也不知向谁请假,自己偷跑回北京看望母亲。母子俩相见泪洒衣襟,但还没互相叙述完离别十年中各自的遭遇感慨,没几天,说是西单商场发生了爆炸,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走,又押送回宁夏。第二年我母亲便在孤独中去世,尸骨无存。所以今年的清明节我按民间风俗备了些纸钱到我创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的城墙上祭奠父母,因为华夏西部影视城展厅里有我母亲的照片。我虽不迷信,但可表达心意,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的意思。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重又见到这幅老照片之前,我就一直对寻找自己的根感兴趣。1995年我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图书览会,抽空请我的好友、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富道领我寻根。我记得小时听母亲讲过,外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任江夏县知县,她老人家1908年就出生在江夏县衙门。近九十年过去了,江夏县衙门当然不复存在,但我想房屋建筑总还留下一点遗迹吧。清末的江夏县在现在的汉口,离武汉市区还有一段路程,两人下的车来,富道陪我穿街过巷,转了半天,问了好几位老年人,都不知道清代的江夏县衙门。最后一位守杂货店的老人依稀想起旧时的县衙大约是现在的造船厂。到了武汉第造船厂,工厂好像是停工或者放假,厂区没有工人,而传达室却不放我们进去。富道又着急四处找熟悉的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可是一时哪里去找?恰巧迎面来了个年轻人又是位文学爱好者,知道来了两个作家,领会了来意,蛮热情地带我们到处转。厂区里居然有座辛亥革命烈士的纪念碑,看来我们找对了,然而再没有旧时的碎砖片瓦,江水汩汩,细浪舔岸,空落的厂房聒噪着鸦鸣雀啼。这就是当年处理江夏县政务的官衙吗?机器的轰鸣,工人的喧哗,早替代了琴棋声、吟哦声和大堂上的审案声。我外祖父是在哪里读书的呢?他老人家名震一时,是清末的一位鸿儒,曾做过湖广总督的总文案,比附起来,要比现在一个省的秘书长大得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一期的《团结报》上还刊登过他任江夏县令时倾向革命党人的进步事迹。书房没有了,居室更无处可寻。即使厂房,今天也悄无声息;机器锈迹斑驳,厂内白草凄迷。县吏衙役执事巡捕等等在一次大革命后做鸟兽散,厂长科长主任工人等等又面临一次的革命将重新组合调整。但当年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诞生了一个女婴,九十年后这个女婴的儿子又来到此处,儿子也两鬓斑白了。其他所有事物已随时光消逝得无踪无影。时迁事移,一切的一切都倒塌风化消失了,只有生命流传了下来。

1986年8月15日

泥土归泥土,魂魄归魂魄!

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做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我想,从人们喜欢老照片这种心情看,我们所谓的文化,说到底,大约应该是对灵魂的终极关怀吧。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台湾的姑母翻箱倒柜地将我们祖孙三代的合影找出来给我。我曾在我选集的扉页上发表过,如今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置于我的案头。前一阵子,被称为老照片的旧时代的摄影作品忽然流行起来,和重复建设一样,不少出版社竞相重复出版,还有什么红镜头、金镜头、黑镜头之分。其实,有很多照片谈不上是什么摄影作品,不过是乡间小照相摊点照的全家福、纪念照之类的留影。但从畅销的情况看,人们仍非常喜欢这些泛黄的黑白照片。出版单位把老照片说成是文化,那么,我家祖孙三代的这张合影也是文化了。可是,文化又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对文化并不感兴趣的人或说并不是在老照片中寻找文化的人,也很喜欢老照片呢?我以为不管将老照片当做文化也好,或只不过借此聊以怀旧也罢,人们对老照片的兴趣,总表示了人天生有对事物刨根问底的向往;寻根,是任何种生物内在的本能,树木叶落归根的自然现象,不也衍化成了一个政治性的感召吗?人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人、任何生物、事物当做突如其来的个体,从来都是将每一个人、每一个具体事物与他或它的上代结合起来观察和考察的。社会有社会的历史,人和生物,也有各自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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