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空的窗中超竞彩

古典文学

孤独的人最常光顾的地方是邮局。老人是在两年前的黄昏时分得出这一结论的。无论你相信抑或不相信,他都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199x年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不祥的一年,一些我熟识的和不熟识的年轻人,都在不该死去的年华英年早逝了。我身边就有一位,虽然已算不上年轻,但也绝不到被天堂或地狱召唤的年龄。他是在一天黄昏时分,一个人躲在我们单位他自己的主任办公室里,好像做着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然后,忽然干叫一声,窒息猝死。有人说,这一年的彗星和日蚀,神秘地和某些做过不可告人的事情的人发生了联系,然后把他们带走了。

有一天,资料情报员小石下班时候边走边伏在我的耳边没话找话故作诡秘地悄悄说,瞧瞧,前边那几位更年期老太太,我天天就跟她们坐在一个办公室里。

两年前的一个沉闷而阴郁的下午,绵绵的雨雾终于在咝咝啦啦纠缠了七天七夜之后打住,太阳灼热的光线像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从太阳应该消失的西天角斜逼出来,横亘在鼠街的中央地带,这时已是迟暮时分。老人正站在街边观望着什么,他发现自己有一半脸颊亮在阳光里,另一半脸颊埋在阴影里,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完全拉进街角的一级高台阶上面的阴影里边去。

我不知道。我很难相信没有被自己证实的事物。

此时,太阳正不慌不忙地往我们机关大院西边的房屋树木后面掉下去,一缕粉红色抹在他一侧清秀的脸颊上,晚霞把他的一只耳朵穿透了,红彤彤的像一张燃烧起来的企图擅自飞翔离去的小翅膀,而另一只耳朵却遮在阴影里呆若木鸡,有点滑稽的样子。游移闪动的光线忽然使我想起自己脸上的雀斑,它们就是喜欢阳光,哪怕是残阳,它们也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

这举动与他的心境有关。比如,有一天夜晚,我送两个朋友去车站,一个男一个女,这男人和女人本身并无故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在来我家做客之前并不相识。我要说的是在我送别他们的时候,那场景所给予我的对人生的一点小感悟。

生活中希奇古怪、不可捉摸的事情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明明看准无误,可忽然就不是它了。弄得人心里恍恍惚惚,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我从小石手里夺过一张报纸,遮住夏日里渐渐褪去的残阳。然后,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说,人家才五十岁,怎么就是老太太了!其实,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忽然莫名其妙地不高兴,大概是忽然而起的年龄的紧迫感吧。尽管我体态单弱,还未显老态,一头光润如丝的长发清汤挂面似的披在肩上,胸部挺挺的,仿佛商店里依然处在良好保质期的果子,白皙的脸颊上也还呈现着饱含水分的光泽,但是,总不能再冒充二十来岁的豆蔻年华的女孩子了。再过十来年,我就会加入她们的行列,成为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之一了。

那女人外观艳丽且凄凉,黑黑的长发披散着被夜风抚弄得时起时落,飘飘扬扬,像一面柔软的黑色缎旗,眼睛大大地洞张着,里边盛满忧郁,在黑夜中闪闪烁烁,楚楚动人。作为女人,我对拥有这种眼睛和神韵的同类,会从心灵里某个深深的部位产生一种疼痛感,这个格调总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投合。她刚刚离了婚,从遥远的北方城市逃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当时,夜色已经很浓稠,车站正好有一盏路灯突兀地亮着,在四际茫茫的黑暗中,这灯光给人以突然的暴露感。我们三个人在站牌下站定后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那女人向后退了一步,把自己的脸躲进身后一条电线杆的瘦长的阴影里。随即,我发现我自己也闪了一下身,躲开那令人暴露的灯光,和她并排而立,脚下踏着那条横卧在鼠街车站的电线杆的影子,我们俩从头到脚被电线杆的影子保护起来。

近来,一些古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而这些怪头怪脑的事物原来都是远离我的,它们总是发生在那种头脑复杂而且对世界充满了探索劲头的斗士身上。像我这样既缺乏好奇心又胆小的女子,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脑子里边,一般什么也不会发生,日子宁静得如同一片坍塌了墙垣的旷地,澹泊滢澈。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已经饱履世事,历经坎坷,内心已抵达冥合的暮秋,懂得了生活的化繁为简,深藏若虚。恰恰相反,我的生活一直云定风清,平静得没有任何经历可言。简单,的确是我的天性使然。并且,我习惯于这种简单。

谁能阻挡更年期那理直气壮的脚步声呢!

我们的对面,在光秃秃四处无藏的光亮里,那男人(我当时在自己心里把他塑造得完美无缺,我热恋着我自己想像而成的男人,而这男人其实与他关系不大)乐呵呵迎视而站,眼睛安然地裸露在光芒之下。他是从一个边远的南方小城过五关斩六将杀进我生活的这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里工作的,并且很快又将离开我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学习,因此,他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不因离开我而觉失去什么。我的这个对于人生的一点小感悟就是在此时产生的:倘若你在任何一种光芒里比如目光、阳光、灯光看到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对于光芒的或迎视或背立的选择,绝不只是一种偶然为之的空间位置,那绝对与心境有关,似乎是很随意的站立位置,但那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就是这样一个不高的要求,不知怎么却离我越来越远。

我在机关里听到过有关小石的议论,嘀嘀咕咕的窃窃私语,好像是说有人看到小石曾经隔着窗户缝在暗中窥视我,对我有点那个意思。

陈染:空的窗中超竞彩。两年来,种种回忆使我一直在思索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生命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下面的故事有关。

昨天傍晚,我与丈夫一起吃过晚饭,就一个人躲进卧房,坐在床沿上发呆。因为他总是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身影如同一堵墙壁,叭嗒叭嗒的脚步声搅得我心里十分慌乱,这种绵绵延延、虚虚实实的脚步声在我的血管里起伏跌宕,蹿突跳跃,即使我用双手把耳朵堵起来,那声音也依然缠绕不去,无法销匿。

我权当是无稽之谈。小石比我要小十来岁呢,几乎还是个吊儿郎当的大孩子,对我这样一个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已婚女人能有什么想法?机关里平平淡淡的漫长的一天,总得有点什么谈资或笑料,不然,再浓的茶水也会觉得乏味,提不起精神。

那一天,在阴雨初晴的黄昏时分,老人被忽然绽开的阳光逼到鼠街东侧的高台阶上边的阴影里边去。高台阶的上边正好是一家小邮局。七天七夜的绵雨过后,邮局里显得格外繁忙。孤独的老人,忽然发现在死寂的生活中有一块角落与全世界相连,人们在这里与远在太平洋那一边的亲人爱友清晰地说着话。一个女孩在走出电话间时,神采飞扬地说,她刚刚听到了纽约清晨清扫街道的洒水车的声音。老人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这里还是疲倦的黄昏,而太平洋的那一边已是阳光初照的清晨了,哦,世界有这样大!老人兴味十足地在邮局里观看起来。有人风风火火排队寄发邮政快件,有人慢吞吞把信封投进四平八稳的信箱,还有人四处借着钢笔或圆珠笔,以便填写电报内容。有个面色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年轻女人,握着电话筒,光流泪出不了声。这个女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天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见到了这个年轻女人。

的确奇怪,我对这种声音的慌乱感已经持续好一阵时候了,也说不清到底是从何时而起。这声音总是追随着我,使我在平静的甚至是有些木然的思路线索中,猝不及防地被跌碎、被唤醒过来,惊觉地专注于此。由于这声音有形或者无形、存在或者虚幻地不断响起,即使我并没有忙于什么,甚至什么事情也没做,我心里依然会觉得特别忙乱和紧迫,轻松不下来。脑中似乎同时充满着许多事,乃至一件事也想不起来。太满了,反倒一片空白。

当然,两天以后,嘀嘀咕咕的窃窃私语声又转向别人去了。

老人连续好多天在邮局里进进出出四处张望。有一天,他正在被这个繁忙的孤独世界所感动,想着自己的这一生似乎没有收到过什么人的信,并考虑着给什么人写封信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很年轻的声音从身边掠过:有病,有病,肯定这人有病。老人的目光追随着那声音,那声音是一位身穿墨绿色邮电部门工作服的小伙子发出的,他走到柜台里,和一位穿同样服装的姑娘指指点点。老人凑过去,看到他们正嘲笑地议论一封信的信封。老人戴起老花镜,看到那信封上写: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老人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他立刻想起两天前在老伴儿去世后的她的第一个生辰日。那一天,他熄灭了房间里所有的电灯,燃起三枝蜡烛,在昏黄的烛光下,他笨手笨脚包了五十九个一寸大小的饺子。老伴儿去世正好五十九岁。然后,他把这五十九个小饺子抛洒在鼠街西头的一条通往远处的污水河里。河水像一只庞大的铁锅里的沸水,跌宕跳跃,小饺子落到河水里犹若水耗子一般上下蹿起,最后被河水跳着舞带走了。可是,忽然,老人望着那远去的河水哭泣起来,说饺子忘记煮了,还是生的。

轻松,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沉重的事情。感受轻松,我觉得是十分困难的。

我多少是个有些固执、疑虑且郁郁寡欢的女人,我的生活也是有条不紊一成不变,早年那些交游和谈天的爱好也日渐淡薄,这也许与我的工作性质有关。我在机关的财务处做出纳员,每天从我手里经过上百张单据,容不得我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差错,异想天开心驰神往之类的辞藻从来与我的生活无缘。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里埋头核对单据,忽然听到背后有吃吃的讪笑声,我扭过头看,是总务处新来的一个大学生。我问她笑什么,她却板着脸孔做出一副行若无事的样子,说她根本就没有笑。真是奇怪,我分明听见她在我身后讪笑,笑我什么呢?

那一天,正是晚饭前,太阳的余晖把河水涂染成让人心疼的血红,我正好站在河边,便走上去安慰老人说:阴间的吃法与我们阳间的吃法不同,饺子煮熟再吃是我们阳间的吃法,若按阳间的吃法把煮熟的饺子抛洒河中,你的老伴儿肯定在阴间无法收到。老人抬起头望望我,似乎得到安慰。他说他好像见过我,在邮局里,我举着话筒光流泪不出声。然后他就走了。我就是在那一天认识的老人。那时,我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交谈,像正常人一样看到光明或逃开光明。

我急忙离开客厅,离开那声音,坐到卧房的床沿上来。

我警惕地审视一番自己的衣裳,难道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吗?

还是先把我放在一边,继续说老人的故事。我与这个故事的关系,到最后你便可以发现。

望着窗外,我看到已是晚暮苍冥时分,从家里五层高的房间窗口眺望出去,一群一群绿绿的树干顶冠的叶子,如同游动的青蛙,在齐窗高的半空里无声地波浮。我凝神看了一会儿,没有听到好听的树叶的摩挲声,却听到丈夫在那边房子里把电视频道换来换去的响动,以及他的拖鞋在木板地面上发出的烦躁不安的声音。

多年来我在单位里养成了见到领导就点头致意并殷勤微笑的习惯,当领导根本没看见我似的从我身边昂首阔步走过去之后,我就在心里骂自己一次。要知道我的个头足有一米七之高啊,他怎么就看不见我呢!借着楼道里半明半昧的光线,我干咳一声,咽下一个小人物可怜的现实。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给老伴儿写封信的欲望撞击着他,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坐不下去站不起来,最后终于没有写。没有写的原因很简单,他要诉说的太多太多,以致无法落笔,无法开头和结尾,只好选择沉默。正像我们太亲太近的人,你无法描写他一样。你能够诉说或描写的对象,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与你的距离,没有距离,也就无法存在诉说和描写。

于是,我离开家,打算到楼下的报摊买几份小报。

可是没办法,半小时后我又在楼道拐角处遇到另一位领导,我又讨好地点头微笑,领导视而不见走过去之后,我又在心里骂自己一次。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邮局里,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的信出了声。

我发现我越来越懒得与他说话了,但懒得说话并不意味着厌烦与他说话。我其实一点也不厌烦他。有他若隐若现地在身旁,在不太远但也不太近的地方呆着,我心里才觉得踏实和安全。

每天,我差不多都要为自己的讨好行为痛骂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年轻人,我要找你们邮局的局长。他说。

在单位我也是喜欢一个人呆着,财务部除了我,还有一名出纳员小李,我做会计。平时,小李总是提醒我不要老是望着那台微机电脑出神想事。其实,我只不过是在注意倾听楼道里那有可能传来的由远而近的皮鞋的蹋蹋声,那是主任的高跟鞋踩在楼道石灰地面上的声音,不知为什么这声音清脆尖锐得如同一根根钉子,一下一下扎在我的皮肤上。每当我在微机上的计算出现问题的时候,这恐怖的蹋蹋声都会从天而降。然后一句有什么问题吗的询问便会软软地从一张充满善意的赝笑的脸孔上掉下来,那是一种把你推得很远的亲切,掺杂着虚幻不定、永远使人无法真正抓到手里的热情。

这件事使得我格外沮丧。

那个穿邮局制服的青年抬起头,看看老人庄严的面孔。拥有这种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见局长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绝不了的。青年人朝着一个什么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儿。老人楼上楼下左边右边花了十七八分钟时间,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终于找到邮局局长,在这个不大的邮局里。老人气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证件,自我介绍说他是鼠街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退休的时候正好老伴儿又去世了,他活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人再需要他,他希望局长能给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钱只是义务劳动。

我常常半是畏惧、半是警惕地凝视这张中年的脸面容略显枯槁,眼白过多而混浊,嘴唇薄薄的,散发一种苍白的光泽。头发比真丝还要柔软,脸庞的造型相当的好,只是那只低矮的鼻梁和宽大的鼻孔,仿佛缺乏某种正气的力量。

我曾经苦恼地对丈夫贾午诉说过这件事。那是在一天傍晚的晚饭时候,窗外的霓虹灯心怀叵测地闪着,屋里沉闷无趣,我尽量把事情说得低声细语而且详细,避免了由于愤怒的情绪所涌到唇边的任何锋利尖锐或虚构不实的字眼。听到我的话,他把左撇子手中的筷子悬在半空,嘴里的咀嚼也停下来,疑惑地凝视我的脸,看了好一阵。

局长先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他被老人眼角里混浊的水花以及他那种为别人所掌握的悬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动,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应该说,这样一副面孔,平常得我们在大街上随时可遇,完全够得上过目即忘的相貌标准。但是,只要你对那脸孔仔细地看上一眼,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张普通的脸庞湮没在人群之中了。这样一张普通脸孔的不普通之处,我曾多次暗自分析其中的缘由,始终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傍晚,下班时候,她从我的眼前忽然转过身去的一瞬间,我终于醒悟这种亲切所以使我不安,完全是由于来自她脸孔后边的笑容引起的,这种独特的不同于常人的笑,只有当她背过脸去,才能被人真正看到,也就是说,那笑容不是展开在她的面颊上,而是绽现在她的后脑勺上,它隐隐约约地躲藏在黑黑的长头发缝里闪烁,使人觉得其中隐匿着多种危险的因子。这来自于脸孔背面的阴气森森却努力给人以亲切特征的微笑,常常使我觉得比刀光闪闪却浮于言表的毒骂更毛骨悚然。在这严丝合缝的笑容里,不会有半点真实的东西或秘密泄露出来。

他近来总是这个样子,总是疑惑地打量我,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一样,或者,是我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在说话。

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说:我可以投送那些无法送达的死信。

我的确难以解释对这张脸孔的不能自拔的畏惧。觉得我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明枪暗箭又无所不在的微妙关系。但那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才慢吞吞地说,笑就笑吧,继续笑,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局长很是痛快,好了,就这样吧,每月我们发给你四十元就算补助费。

我以前偶尔发呆的时候,顶多想一想这张脸孔,至于其他的,我的确什么也没想,生活还有什么可想的呢?这一种生活与另外一种生活也许有所差别,但无所谓哪一种更好,不值得再去改变什么,战胜什么。无非如此。单位其他部门的同事议论我骄傲不爱理人,我哪里是骄傲啊,我不过是懒与人语罢了。

他一侧的腮帮子鼓着,囫囵吞枣,声音像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谢谢,谢谢!老人一下子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手里攥着第一封将要去送的死信。

人为什么非得说话不可呢?

电话铃忽然响起,他借机起身离开餐桌。

这是两年前一个很晴朗的午日所发生的事。就在那天,忽然之间,老人那无所依恃于世界又无人需要于他的孤独感,在那个午日的矮矮的两层楼梯的旋转中消失殆尽。

回到家,我自然是越发懒得说话。记得五年前我和丈夫刚结婚那会儿,我们能伴着窗外夏夜的雨声,相拥在卧房一隅的松软的大床上,低声聊上大半夜。窗外澄澈的雨珠滴滴嗒嗒垂落到楼下的绿阴地上,如同一大朵一大朵的白色花瓣沉沉地掉落在岑寂的沙土上,发出咝咝啦啦的渗透声。我们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多么渴望能够成为一对被软禁的永恒的囚徒啊。直到意识到第二天清早七点钟还要起床去上班,才恋恋不舍地闭上嘴巴,合上眼睛,在梦里的交谈中安然睡去。哪里是什么昼短夜苦长,分明是绵绵润雨夜苦短啊!

我真是后悔跟他说呀。

生命又回到老人的躯体上,他觉得自己又活得充实而有意义起来,像他当年在鼠街中心小学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一样,尽管b、p、m人与入字的不同,他讲了四十二年之久,但他从没有重复感,每一次讲都如第一次。就像一个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看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就像热爱生命的老赫尔曼黑塞认为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出生后的第一天一样。

那时,我对他的感情要求特别高,敏感得如同一根上紧的发条,一只惊弓之鸟,好像每一天世界都有可能崩溃了似的。那时候,我常常设想与他结盟自杀之类的情景,幻想把一场热恋推到高xdx潮的结局。其实,人在激情之中真是无幸福可言,这是我后来获得平静的体验之后才得到的。而且,人在激情之中所说的任何话,都是人体在爱情的生物反应下流溢出来的,它的可信度是值得警惕的一件事,这当然也是我后来得出的,但当时绝对不是出于谎言的目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情感生活越来越像地衣苔藓一样容易满足,只需给它一点点水分,它就可以成活。时光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磨损剂、腐蚀剂,它把那种火焰般的恋情打磨成一种无话可说的亲情。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贾午近来对我的话愈发的少了,表情也总是怪怪的。

可是,又在忽然之间,黑暗降临了。就是现在。老人正坐在两年前他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找到的邮局局长面前。

最初,丈夫见我懒言少语,以为我怎么了。一天,他居然举着一本书过来问我,他说,书里的一个外国人讲,长久的沉默有多种意味,某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另一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情谊和爱恋。他还举了例子,说,书上的这个人有一次接受另一个人的造访,他们才聊了几分钟,就不知怎地突然发现彼此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来他们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呆到午夜。他们喝酒,猛烈地抽烟,还吃了丰盛的晚餐。在整整十小时中,他们说的话总共不超过二十分钟。从那时起,他们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友谊,书上的这个人第一次在沉默中同别人发生了友情。沉默是一种体验与他人关系的特定手段。

前些天,他竟以我夜间做梦翻身为由,搬到另一个房间去睡了。我们结婚十一年了,这还是头一次。难道就此分开了吗?

你应该在家里休息,人应该服老,腿脚怎么也是不如年轻时候。局长表情沉痛,咬着牙说出了这几句话,他知道这个决定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我说,我们不说话,可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或改变什么。我的确需要你,离不开你。

我们的性生活也提前衰老了,次数越来越少不说,即使在一起,彼此也都有些虚与委蛇,心神恍惚。四十岁上下的年龄,就如同过了一辈子的八十岁老人,没了兴致。有一次他居然说,要两个人都起劲,可真够麻烦的!瞧瞧,他连这件事都嫌麻烦了!

老人把头低埋在两腿上,腰骨弯塌下来,一动不动,像一只风干了的人形标本。一行浊混的老泪在他那被皱纹纵横切割的脸颊上左右徘徊,绵延而下,终于掉在老人肥肥的裤脚上。

他疑虑地看了看我,想说什么,结果又没说。只是喉结动了一下。

过了几天,贾午又从一张小报上剪下来一条消息让我看,标题大概是《竹筒里的豆子》之类的,说是有人计算过,刚结婚的第一年,每过一次性生活,就往竹筒里放一颗豆子,然后在一年之后的未来的岁月中,每过一次性生活,就往外拿出一颗豆子,结果,一辈子也没拿完。我看完这条消息,猜不透他到底要向我证明什么。只说了声,这不见得精确。

半个月前,老人在邮局门外的高台阶上摔了一跤,右膝擦破了皮肉,浓黯的血滴顺着小腿爬到脚面上。换在年轻人身上,这点伤本不算什么,可是老人的右膝却一日日鼓胀起来,髌骨浮肿起来。医生说是软组织损伤所造成的积液,需卧床十天。

我走到楼下买报纸的时候,注意到楼前的那一片绿草丛生的旷地上长起来几株灌木,还有一些杂色的野花可怜巴巴地干枯着。远处是一堆铁红色的废砖头和一只不太高的伸手摊脚的黑色脚手架,闷闷地发着焦渴的光亮,它们似乎都在烦躁地挥发着下午的太阳晒进去的燥热。

另一次,我们晚间一起看电视,电视剧乏味又冗长,贾午手中的遥控器不停地换台,屏幕闪来闪去令人眼睛十分不舒服。我正欲起身离开,忽然听到电视里一个老人慈祥地说,你要问我和老伴六十年稳定婚姻的经验,我告诉你,就一个字忍。这时,坐在老人旁边的老太太也按捺不住了,和颜悦色地说,年轻人啊,我告诉你,我是四个字忍无可忍。

请你能理解我们,我们必须对你负责任。邮局局长接着说。他看了看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口袋,两年来你为我们工作,我们非常感激!这是给你的一点心意。

我想,要是下一场雨该多好!

贾午哈哈大笑起来,似乎给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什么理论依据。

老人头也没抬,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心意还算什么呢。

从楼下买报纸回来,我没有乘电梯,我沿着模模糊糊的楼梯往五层爬。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忽然又有点神思恍惚,一种压迫的感觉像黯淡的光线一样覆盖在肢体上,这声音总是诱发我想起某一处那由远而近的高跟鞋的敲击声,我无法消除对这种声音的持续不断的恐惧感。

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局长重重叹了一声,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最后一封死信。

我有些慌乱起来,急忙加快脚步爬上五层,敲响自己的家门。

也许我真的缺乏幽默感,小石就曾经玩笑地说过我精确得像一只计算器。

老人抬了头,看了看那牛皮纸信封上写的字:

意外的是,我出去不过一刻钟时间,房间里边却没有应声了,也没有任何动静。

我说,贾午,你不会是跟我忍着过日子吧。

北京鼠街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收

我又急切地敲了几下房门,盼望丈夫快点打开门,以便摆脱刚才那莫名而起的恐慌。但是,房门里边像一个久无人至的废弃的仓库,或者是一窟年代悠远的洞穴,无声无息。

贾午止了笑,表情怪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仿佛自言自语般地低低地叨叨一声:我们好好的嘛,莫名其妙。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淹没在盛满眼眶的绝望里。

我抬起头,猛地看到房门上红色的油漆赫然写着606。我急忙转身,犹如一只最敏捷的猫一般,迅速而轻巧地往楼下蹿了一层。我所以蹑手蹑脚,是为了避免脚下发出声响。然后,我在与上一层相同的位置上敲响了自己的家门。

贾午把脊背转向我,打了晚上的第一个哈欠。然后就一声不吭了。他用心怀戒备的沉默阻挡了我的嘴。

这时候,我并没有无端消失。这两年中,在老人从送达死信的重任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有一天,我失去了我生命中最为珍贵的。那是一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等待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人忽然站在我面前,这久别而去的人(就是那位被我想像加工而成的令我迷恋的男人)终于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回到我身边,我激动又委屈地流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轻轻抚摸着我瘦削的肩,脸颊埋在我的长发和肩胛骨里蹭来蹭去,像是从未离开过我、也从未遗忘过我一样。我便把脊背像猫一样弓起来,低低呻吟一声。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完全属于我一个人,正像我的精神不能完全属于他一样。无论世人承认抑或不承认,我们无法做到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或女人,而那些爱的确是真诚的,只要能够称作爱。这是事实。性关系并不是爱的全部关系。即使这样,我仍然为他奉献了巨大代价。就在这天,他的到来,使那潜藏在我身体里的旷日已久的障碍,终于彻底形成了。我失去了同得到的一样珍贵的东西。这世界总是很公平。后边你将会知道这一切。

里边似乎远远传出一声游丝般的询问,谁啊?

虽然我不是一个善于把愿望当成现实的人,但我明显地感到他对我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曲解。

还是先把我放下,继续讲老人的故事。

不等那声音结束,我立刻大声喊叫是我!

贾午的单位里有他的一间宿舍,本来是供人午休的,他却越来越经常地晚上不回家了。下班时候,打个电话过来,说一声不回来了,就不回来了。那宿舍有什么好呆的呢,除了一张破木板单人床,连个电视都没有。

老人那天蹒跚地走出邮局不大的大门,手里攥着那封死信。他心里郁郁地盘算起来,最后一封死信!果真到了最后的时刻吗?他想起曾经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活得非常带劲的男人说: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要付房子的贷款,车子的贷款,录像机的贷款当时,老人立刻就把这个问题摆在自己面前让自己回答: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我每天或每两天就会得到一封死信,然后要设法把它送到希奇古怪的死信的主人手里;有一天也许我自己也会得到一封什么人寄来的死信。老人觉得无论去送达陌生人的死信,还是等待一封寄给自己的未知的死信,都是活下去的伟大理由。而现在,这个理由终于到达了存在的边缘,送完这封死信,理由就不复存在了。

房门打开了,一位少妇站立在眼前。她一只手撑在潮乎乎的门框上,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别在柔软的腰间。

我心里犯嘀咕,莫非他

最后的时刻到了。最后的时刻果真到了。

刹那间,我被眼前的情境惊呆了,一个冷战把我打到身后楼道凉嗖嗖的墙壁上,手中的报纸散落一地。地上一片白哗哗的云彩。

贾午这个人近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老人打开家门,闷了一天的房子有一股霉味,墙壁由于连日阴雨而浮了一层绿茸茸的东西。在他进屋的一瞬间,啪啦一声重重的脆响溅在地上,一堆细细碎碎的白玻璃在响声里摊在地上。老人迟缓地把目光落在那堆碎玻璃上时,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半分钟之后。老伴儿的遗像埋没在碎玻璃里挣扎着朝他微笑,长长的奇怪的笑容从刚才那一声爆破声里扭曲地绽出,在多种角度的碎玻璃的折光里变了形。墙壁的潮湿使挂着镜框的贴钩连着一层白白的灰皮一同脱落下来。老人弯下身,受伤的右膝发出铁器生锈一般吱吱的叫声,他抚去那笑容上闪闪烁烁的白玻璃,但是,那长长的穿越了两年多岁月的微笑终于在破碎声中折断。他把老伴儿划破的遗像拾起来,平放在床上,不知所措。

少妇表情奇怪地迟疑了一下,只低低说了声走错了,就又关上屋门。

有时我甚至觉得,在我们坚如磐石貌似稳固的表层关系之下,正隐藏着一种连我们自己也察觉不到的奇怪的东西,蓄势待发。

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然后便开始像往常那样找东西。找什么他自己并不清楚,反正他找了起来。两年来,老人的家什零乱不堪,找什么什么准找不到,而不找什么什么准在那儿等着人去拿。所以老人已经习惯了当想找什么时就不想找到什么的思维方式,那样一来,不想找到什么什么兴许反倒自己跳出来。可是,这会儿老人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但还是顽强地找起来。他先是在堆放铁钉、改锥、瓶盖起子一类小东西的抽屉里翻到一根麻绳,他犹豫着打了个死结,套了床翅上试试,结果一拉,那绳子就断了。老人失望地把它丢在一边,又去找。他走到卫生间,卫生间里有点昏暗,他看看悬在墙角半空的角柜,角柜上堆满雪花膏、梳子、刷子之类的小用品,老伴儿活着的时候,那些小用品曾经非常有活气,晶亮着绚丽着呼唤主人。现在,它们覆盖在一层灰蒙蒙的尘埃之下黯然失色。他打开一瓶雪花膏,那膏状物已经干枯发黄,他嗅了嗅,隐约还有一丝香味。一种想把这个干枯发黄的东西吃下去的欲望占领了他,他犹豫着,想着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忽然,一件小东西撞入他的眼帘,那是一个薄薄的刮胡子的刀片。他恐惧地颤抖起来,一个场面随之而生:淋淋鲜血在刀片的细微的切割声里从动脉血管中喷射出来,房顶、墙壁一时间爆满血花,如注的血浆像紫罗兰猛然绽开一般挂满雪白的房间。老人又想起几年前曾在报刊上看到的一段描述:刀片划破眼球,流出紫色的浆汁,舌尖上品尝汽油的味道他当时想,这残忍的刺激性的故事准是一个情感脆弱而又带有一点自虐心理的女人想像的,她在生活中准是无力自卫才转头在故事里施放残忍与恐怖。从那时开始,他就害怕刀片,每每总是把它埋在什么东西下边,使刀片后面的故事不至于裸露出来。现在,他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这小小的薄薄的满身鬼气的小东西所带给他的想像了,他把它颤抖地丢进马桶,哗一下就把它冲走了。老人又回到卧房里,定定神,然后给自己冲了一杯淡茶,安静下来。

我这才看见房门上火苗一样冰冷的号码:406。

也许是长时间一板一眼地生活,我连梦也很少做。做梦难免出圈,想当然地天马行空,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危险的,我必须当场纠正,就地歼灭之。

不找了,不找了。他对自己说。

我再也沉不住气,落荒而逃。

中超竞彩,可是近来,不知为什么,我却难以控制地做梦了。我总是梦见一位步履蹒跚形容憔悴的老妇人在街上问路,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她在找一条叫做细肠子的胡同,她在找她的家。可所有的路人都疑惑地看看她,说没听说过细肠子胡同。她就耐心地给人家描述那是怎样一个曲曲弯弯的像是一个死胡同似的活胡同,胡同里那个枣树绿阴的院子,和院子尽头那排北房她的家。然后,她继续往前走,继续询问下一个人。可是,细肠子胡同仿佛从城市里消失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老妇人买了一张地图,地图上细肠子胡同的位置所显示的是宽阔笔直的骡马市大街。老人顽强地在崭新林立的迷宫一般的建筑物之间焦急地穿梭、询问我在焦急中汗水淋淋地醒转过来。躺在床上,我使劲回忆那老妇人的容貌,她的步态,以及那条叫做细肠子的胡同。我想起来了,那条细肠子胡同里有我童年时候的家。可是,当老妇人的脸孔和身影一点点清晰出来之后,我却被吓了一跳,那老妇人怎么会像我呢!

这时,就在他放着茶杯的茶几上放着一小瓶东西,那东西忽然光芒四射起来,老人的眼睛一下子被它抓住了。这是一小瓶阿普唑仑片(甲基三唑安定片),他牢牢地把它攥在手里。

这时的我,已经成了惊恐万状的兔子。

在回家的班车上,小石一路坐在我身边。如果他不说话,只留下大大的眼睛陡削的脸孔,尤其是那一双大大的扇风耳,有点像我丈夫贾午年轻时候。我当然从未跟小石提起过。同事之间,太多的事情最好是不说的,说出来的基本上是废话。这样比较好。你其实不知道真正的我,我也不知道真正的你,单位中我比较喜欢这样单纯而且安全的人际关系。

老人恐惧着悬了半天的心莫名其妙地踏实起来。他终于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选择。心理上的平衡,使他安安稳稳睡了一大觉。

我在楼上楼下来来回回窜跳,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步,双腿犹如灌了铅,大象一般的沉甸甸的脚,重重地踏在渐渐黑暗起来的楼梯上。奇怪的是,这会儿我听到的不是自己的脚步声,我分明听到一种由远而近的高跟鞋的蹋蹋声,这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嘹亮。

小石懒洋洋地靠在汽车椅背上,打着哈欠,似睡非睡地闭着眼睛。我向窗外望去,注意到窗外的天不知不觉阴沉了下来,然后竟淅淅沥沥下起了雨,薄薄的水雾含情脉脉地融成一片。一时间光滑如镜的黑色路面闷闷发亮,向远处延伸着,一辆辆来往穿梭的汽车都性急地吞噬着道路,急速地向着远方的某个目的地飞奔滑动。铅色的天空一下子压得很低,沉甸甸的使人不免心事重重。

第二天老人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玫瑰色的阳光已在他的床上绵延,轻柔地波动。他急忙爬起来,抓起桌上那封牛皮纸的死信就出了屋。鼠街上人来人往全像急匆匆上班赶路,一脸的不情愿,男女老幼都把自行车骑得像杂技演员似的。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国度,全中国都会演杂技。老人神色紧张地想着,躲着身前身后鱼儿一般窜动跳跃的自行车,心里发着慌。这时,他想起自己出门前忘记了吃药。几年来,老人每天三次每次三片地服用复方丹参片,这是一种活血化瘀、理气止疼的用于胸中憋闷的中药。老人并没有心脏病,他只是听说此药有益于健康和长寿。他每每总是感谢政府给予他的公费医疗。总是想,尽管不能吃上很好的补品食物,但总能吃上不错的补药,若是在美国,连补药也吃不上。他的手在裤兜里搜寻起房门钥匙,准备返回去吃药。这才发现,出来时连房门也忘记锁了,老人重重地叹了一声老了老了。他并不怕有人进他的屋,老伴儿生病时,她没有公费医疗,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拿出去卖光了。现在,即使有小偷光临,也不会对他的叮当响的家感兴趣。若正好是一个性情温良的小偷,说不定还会同情地在他的茶几上留下几元钱。老人担心的是猫、耗子还有毒蜘蛛这类东西。老伴儿死于莫名其妙的肠胃病,死前精神也错乱,拉着老人的手一个劲儿叫着大兄弟大兄弟;长一声短一声地对着隔壁邻居小张他爹叫着李大哥李大哥,直叫得连老人自己也对着小张他爹喊起李大哥李大哥来,弄得小张他爹张大哥惊愕不已。后来,老人想,兴许就是因为吃了野猫、耗子、毒蜘蛛这类小东西啃噬过的食物。所以,老伴儿去世后他养成一种洁癖,食物、茶杯等等凡入口的东西都用干净的布罩上。昨天,老人喝茶的杯子忘在茶几上,没有罩。他被自己这一连串的忘记,搞得懊丧起来。他的手仍在兜里搜寻。无意间,一样东西触摸到他的手指,他感到一股寒冷从指尖传递到全身,兜里装的那小瓶阿普唑仑片。于是,老人又为自己刚才居然产生懊丧情绪而懊丧起来,为自己的惜命态度而惭愧起来。

当丈夫为我打开自家的506房门时,我已经被汗水淋透,我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变得一绺一绺的,像油画上的黑颜料。

雨幕中,夜间老妇人的影像便断断连连地在我的脑子里闪来闪去,闪来闪去忽然之间,在这细雨蒙蒙中,在这班车之上,我决定了一件事为什么我不亲自去找一找那条细肠子胡同寻访一下旧里呢!

你这个自相矛盾的老家伙,不是已经选择了吗?他在心里说。

我把湿淋淋的身体靠在他的锁骨上,气喘吁吁地告诉他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轻轻推开我,退后一步,站立在门厅四壁雪白的空旷之中,全神贯注地看着我。

这对于一向循规蹈矩,遵循上班、下班、菜市场三角形路线的刻板生活的我来说,实在是一桩异想天开的大事件。

他坚毅地向前走去。手里提着的那封死信,很重,像是全人类覆灭之前写给上帝的最后一封信。他从鼠街西头的那条污水河开始,沿着街道向东走去。他仰着头,留心察看着每一扇窗子。活了大半辈子,他生平还是第一次感悟到那些千奇百怪的窗子比过往行人的脸孔更富于表情,更富于故事,它们生动地向你敞开着心扉,各种色彩情调的窗帘,或是晨风里徐徐漫出,像是要伸出手抚摸你的脸孔;或是羞滴滴半掩面、欲言又止地曼声而歌。老人仰着头,一路向东走下去。他盼望着看到哪个窗子前面有一个开窗眺望的女人,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也就完成了最后一桩心事。他一直走到鼠街东头,也没看到一张女人的脸在窗前眺望。于是,他想,今天已经过了太阳初升时分了。

隔了一些时候,他说,你一定是累了。

由于兴奋,我的脸颊不由自主地热起来,心脏也不规则地突突乱跳了几下。

接下来的几天,老人都早早地就来到鼠街,从太阳刚一跳出地平线开始,他沿鼠街一路向东走去,太阳像新生儿,把嫩嫩的肉红色洒在刚刚被行人踏醒而显得冷清凄凉的街道上。他仰头张望每一扇窗口,想像着有一个女人正在等待他手里的信,他想像她很美丽,年轻而有生命力,她的眼睛像梦幻一样迷蒙闪烁,嘴巴微微张着,呼吸着太阳初升时分的阳光。有一天,一个年轻的男人从她的窗前走过,他感到她的目光比太阳的照耀更令他心情激荡。后来他就到远方去了,也许他是一个海员,面对着茫茫大海,一片灰蓝色压迫着他的眼睛,他想起了她。他写了一封信给她,但他不知道她的门牌号码和姓名。老人这样想着。他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为着这样一个女人而做,感到欣慰,感到辉煌。

我说,你不相信吗?你看我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一侧头,发现小石正盯着我看,狡黠的样子。看到我在看他,他便把目光故意越过我的脸孔,去看窗外。

终于有一天,奇迹发生了。

外边下雨了。他的嗓音有一种古怪的沙哑。

刚才他肯定是假寐来着,他什么时候睁开的眼睛呢?我下意识地捂了一下嘴。

当晨光把第一抹红晕撇在鼠街西头的时候,污水河旁边的一幢四层小楼的窗口站立着一个女人。也许她每天这时都站在那儿,只是他没有看见。她站着好像在眺望被阳光涂染成金黄色的尘埃旋转着上升,又像在静心倾听污水河慢吞吞掀出的一两声悠长而古怪的歌声,神情专注、恬淡。老人先看到的是她飘扬的黑发,确切地说,他先是以为那是一扇柔软的黑绸窗帘在晨风里荡漾徐拂;要不是那团黑色中央的过于苍白的脸所形成的反差,老人无法相信那团燃烧的晴空里的黑颜色是一个女人的长发。他定了定神。那是一张与他的想像迥然相异的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脸,那面孔他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的眼睛大而干枯,目光缥缈而且没有光泽。她全身的生命似乎只流动在飞舞的长发里。这样的面孔很难使老人想到幸福这个词,那是一种茫然而无力自卫的神情。老人向女人挥挥手,又喂喂了几声,但那女人在四层楼的窗口只是专注地眺望远方。

我生气了,好像我在对他虚构似的。他怎么就不相信我和我的遭遇呢?

小石又在没话找话了,说,明天是周末,你正在想上哪儿去玩吧?

老人判断了一下房间的方位就上了楼。房门并没有锁,他一敲,那房门就闪开了一道缝。

丈夫似乎看出我的不快,拉我到阳台上,用力把一扇半掩的窗户吱扭一声推开,显然是雨水把铁窗户的窗杆锈住了。你看,下着雨呢,你怎么连雨伞都不带就跑出门?

我佯装没听见,自说自话一声:怎么说下雨就下起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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