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女儿高考中超竞彩,母亲和她的最后11年

随笔游记

文/空号

文/姜鹏翔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很运气,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说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说,是的,这是佛祖的保佑。

这些天,一直有个影子在眼前,间或而清晰地晃动着,让我心神不定,让我细泪盈眶,让我浮思掠忆。

2004年11月15日凌晨,太阳还没出来,母亲病逝于北京的深秋。最后时刻我一个人守在母亲病床前,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安详地闭上,永远不再睁开。父亲和弟妹在前一天晚上被我劝说回家。我们都知道,母亲没有不打招呼猝然离去,她用11年和恒久的渴望与不舍,改写了医生预言的只有8个月的生命期限。

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的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我心中蛮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

那个影子就是我的父亲。他好像一直喃喃地试着给我述着什么,我那么认真地寻听着,却什么也没听到。我甚至有些惶恐了,我一直很硬强地生活着,莫非是什么坷坎要混沌了清洌的心绪,要不怎的会如此地脆弱,以至于惊扰了父亲的天国?

1993年,医生给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的母亲开出死亡诊断书,说,就算手术,也只能活8个月了。但8个月后母亲没有死。我后来相信,母亲奇迹般的最后11年,是为父亲在活。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十一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

父亲已经逝去了五个足年了,真的不知道他在他天国怎么样了?我已经好些时间没有如此戚戚地念想着他,掂着父亲的份量了。

我们家是在40年前从吉林市迁入北京的。当时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足百元,却要养活一家五日,母亲手很巧,会将家里仅有的布料做成合身得体的衣服,那个年代如出一辙的服饰,在母亲手下,总能变化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她不但学会将一分钱掰成两半用,还不声不响陆续变卖了陪嫁的所有金银首饰。有母亲在,即便在最艰难的年代,我们也没吃过苦、挨过饿。

中超竞彩,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在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是一个孱弱并且主动示退的人。在回忆中,父亲大多时候都是默不作声的,倚在人堆傍边地也看着热闹,生怕惊喜了人家一般,逢人都含着止着脚步的淡轻的微笑。人人都可以老远地或紧挨着扯开嗓门地呼着他的名字,换回他细脆的止着脚步的啊、啊的回应。正是父亲的这种的周遭和行事,一直让我们几个做子女的,脆弱着生活,坚硬地成长。

来到燕山石化,母亲继续在子弟学校当老师,她很要强,事事要求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我是在母亲55岁退休时才深刻读懂,一个人对工作倾注过全部心血后离开,竟会如此不舍和无奈。刚退下来那段时间,是我见过的母亲最失魂落魄的日子。她会不自觉地随着校园的广播声走回学校,站在操场上,怔怔看着学生们嬉闹着从眼前奔过。离开学校和孩子们,让母亲失去了钟爱的另一个家园,而多年的粉尘生涯,让她未能逃过疾病的追踪。母亲病倒了,肺癌,8个月生命期。

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她吵醒,但她已经醒了。看看表才四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她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她妈搬着她的脖子把她搬起来,一松手,她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她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

村里人大多时候都把父亲的孱弱归因于我的母亲,说是母亲的强势显衬了父亲懦弱。而母亲从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母亲的道理很简朴:男人的随性的躬让等于把执仗的戒尺交给了对方,而至于象父亲那样一个农村的男人没有生龙活虎的耕种技能也是不会被人顶得起来的。这两个弱项,父亲都占着份。所以只能是倔强的母亲默默地捡拾起了那些本该属于父亲的农活和街坊邻里的本领。久而久之,在我们村里,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便显出了倒置,父亲的份量也就有些偏失了。这一点,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感觉到了。

手术不得不做的时候,我告诉了父亲实情。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一言不发,转身离开了医院。父亲闭着眼睛在家里僵化了似的坐着,直到我们回家告诉他手术成功了,紧闭的眼睛才流出泪来。

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四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

其实,父亲境况完全因为他是个木匠。一个典型的个体手工业者是不会去同时操练出一手农活把式的。只是因为出身成分好,为人卑谦,技艺超群,才至众口塑碑,好人一个,要不然大事小事还真没他说话的什么份。当然,要说到父亲的手艺,从先前手工业合作社到后来的十里八乡,不是登峰造极也可以说望其项背。业内的班班门门,他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就连我们几个兄弟,在一直的耳濡目染之中,做个门立条框也曾经是轻车熟路的了。

母亲的手术从前胸开到后背,但她活过来了。后来她从同房病友的蛛丝马迹中领会了自己的病情,问我们,我们总岔开话题。母亲就喃喃说道:你们不用瞒我了,我知道我的病,我现在不会死,我还要陪陪你们父亲,他少不了我。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她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七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

或许母亲是对的。父亲虽说生在农村,是个农民,却一年四季到队里上门户给人家打着木工活,从不上田插秧下地掘薯,基本上属于四时不辨五谷不分之人。所以一直以来,他的生活姿态都不够挺拨,总是有些不务正业的委身之感。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实行包产到户那年春耕,父亲被迫着下水田平地备秧。没料着大半天的时间,有着一身授绳直木本领的他硬是无法把那丘荡着泥水的田地平整好,生生地耽误着我们家几个手臂纤嫰手法稚拙的并不宽裕的春种时间,把倔强的母亲急成个哭笑不得。

母亲后来对求生的渴望,正如她一贯的要强。无论化疗放疗还是生物疗法,甚至道听途说的民间偏方,她的配合都超出我们的期望。全家人竭尽全力寻医问药,但我相信,所有的治疗,都不如母亲对父亲的眷恋力量强大。母亲比谁都明白,她活着,父亲就活着,她如果说走就走,父亲就垮了。那是一份只有母亲才懂的心灵最深处的默契。

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