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何变成幽灵,曾几河时

名言佳句

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里提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幸福的国家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因为幸福的国家大多会把给定条件中好的方面发挥到极致,而不幸的国家则相反。《巴尔干两千年》里的巴尔干各国可以说是这一原则的生动注脚。千年来外来征服、君主制、战争、仇杀、民族矛盾、宗教派别等等,都在这里展现出阴暗的一面,这些因素有着不同的排列组合,造成这些国家“各有各的不幸”。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第十三个故事》作者戴安·赛特菲尔德近期推出的新书《曾几河时》,是一个蕴含丰富想象、激动人心的故事:三个小女孩莫名失踪,令人痛心,也随之给小镇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指的是波兰摄影师威廉·布拉塞,他于1940年8月31日遭纳粹逮捕,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布拉塞并不是犹太人,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本来也有机会加入德国籍,但他却拒绝了。凭借着摄影师的手艺,布拉塞被安置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份识别部门充当摄影师,他的主要任务是拍摄囚犯的档案照片和自杀囚犯的记录照,拍摄记录以囚犯做试验的臭名昭著的“医学研究工作”,同时还要为纳粹军官拍摄各种人像照片。1945年,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布拉塞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保留下数千张底片,成为控诉纳粹残暴罪行的最直接的见证。整整70年之后,德国教育学专家莱纳·恩格尔曼写下了布拉塞的生活纪实,目的是“通过布拉塞的个人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及所有无辜受害者在纳粹时代遭受的不幸和祸害”。

历史如何变成幽灵,曾几河时。卡普兰在《巴尔干两千年》中呈现的是令人震撼的口述史,历史上的伤口稍微被撕开一点,立刻就会喷涌出鲜血和深仇大恨。在这里,历史的幽灵从来没有走远,只是在等待附体的机会。

一个月黑风高的隆冬夜,泰晤士河畔一座古老的旅店中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当地人正在东拉西扯,打发黑夜时光,突然门开了,进来一个伤痕累累的陌生人,他怀里抱着一个了无生气的孩子。几个小时后,小女孩的身体动了,吸了口气,竟然复活了。是奇迹还是魔法?抑或是科学能够解释?这些问题答案繁多,只是其中有些却异常黑暗。

当布拉塞第一天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成为囚犯3444号时,他首先听到了这样的“欢迎词”:“在这里,一个犹太人能活两周,一个牧师能活三周,一个普通犯人被允许活三个月。唯一离开集中营的可能就只有烟囱!”尽管布拉塞不敢相信,这种完全灭绝人性的邪恶行为乃是人类所为;尽管有无数的诘问拥塞在他的心头,让他恐惧迷茫,不知所措,但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不能不首先考虑如何活着。应该说布拉塞还算幸运的,因为有一技之长,他成为集中营里的摄影师,没有被任意射杀,没有被送进毒气室,没有在强制劳动时被党卫队用铁锹柄打死……在集中营期间,布拉塞拍下了大量囚犯的照片,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孩子,他们最终或者饿死,或者冻死,或者被枪毙,或者被毒死,大多数都没能活着走出集中营。他们只是在布拉塞的镜头里留下了一张张无名的面孔,这些无名的面孔将冰冷的数据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曾经有过美好的生活,却在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中失去尊严,失去生命。

前南地区是20世纪的热点。南斯拉夫国内的两大族群——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一直矛盾不断。虽然两者其实都是斯拉夫人,语言也一样,但前者信天主教,认同的是西方,以曾经是哈布斯堡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自豪,他们看不起“东方的”塞尔维亚人,因为塞人信仰东正教,先是被东罗马统治,后来又被土耳其征服,从骨子里已经被东方的君主专制腐蚀了。

住在河岸边的居民绞尽脑汁想要解开女孩起死回生的谜团,随着时日渐长,疑团却日益加剧。那个女孩是个哑巴,无法回答关键问题: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是谁的孩子?尽管如此,答案似乎越来越多。不料,突然冒出三家人要认领女孩。富有的年轻母亲认为,女孩是她被绑架的女儿,失踪了两年;农户则声称这是他们的孙女儿;牧师的女管家,谦卑而孤僻,在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妹妹的影子。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秘密,在女孩的身份公之于世前,许多秘密都必须被揭晓。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有的囚犯都要到布拉塞这里来拍照,每天超过百人,一周七天从不间断。取景器缩短了布拉塞和这些囚犯的距离,身为囚犯中的一员,他既能够真切地看到他们惊慌的眼神和恐惧的面孔,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绝望与无奈的心情。在布拉塞的镜头里,有几乎瘦成骨架的自杀者,有被注射死亡的人,还有一名即将踏入毒气室的妇女,她的面孔因恐惧而扭曲,嘴巴因大喊而张开着……其中有一组照片曾经被广泛关注,照片上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她只有14岁,被狱警打伤了脸颊。前两张照片中的她显得惊惧而憔悴,在第三张照片中,布拉塞准确捕捉到她的青春和美丽,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拍下这组照片后不久,这个女孩即惨死在集中营里。布拉塞还拍下许多党卫队军官的人像照,从照片上看,这些杀人狂魔和常人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确都是一些普通人,却集中体现出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特征,意味着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平庸的恶”。

由于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克族和塞族历史上就不和睦。一战期间,克罗地亚因为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加入了同盟国,而塞尔维亚则加入了协约国。同盟国战败,克罗地亚被合并进了塞尔维亚;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为了摆脱塞尔维亚独立,加入了法西斯轴心国阵营,再次跟塞尔维亚成为敌人。然而这次又站错了队,之后克罗地亚成了塞尔维亚占主体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在铁托的高压统治之下,看上去这个国家各族相安无事,但内心深处的怨恨并不需要深挖就能看见。近半个世纪后来到萨格勒布的卡普兰能够感受到这种扑面而来的情绪。詹森诺瓦惨案是克族和塞族心头的死结。二战期间,克族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在詹森诺瓦杀死了大量塞族人,拉开了现代“种族灭绝”的血幕。几十年来,两个族群一直在为屠杀的人数而争执不休。塞族,包括南斯拉夫官方都认为,大屠杀中死亡的塞族人有70万。卡普兰在拜访克族教会的大人物考克萨时,考克萨说,“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事情都予以否认。在詹森诺瓦发生的事情是悲惨的;也许是6万人被杀,或许略多一点,但肯定不是70万人”。而当地的犹太社区领袖葛德斯坦金则和他争论过,在詹森诺瓦,犹太人被杀了2万,吉普赛人3万,而被杀的塞族人远比犹太人、吉普赛人多。

小说《曾几河时》将传说与科学、魔法与神话精心编织在一起,打造出一部悬疑浪漫气氛浓厚的小说,尤其是小说的开篇,以一种强大的叙事洪流将读者裹挟进去,穿越现实与想象的世界,来到最终的结局。

布拉塞的职业保障了他能够在集中营生存下来,并成为一个“在不可想象的邪恶之地为捍卫人性而战的人”。但正像徐贲教授所说的那样,布拉塞不是英雄,他的故事只是一个侥幸存活下来的人的故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偶然,他同样会成为一个无名的受害者,留下的只是一个冰冷的数据而已。即便是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布拉塞也时常萌发出常人所有的情感,他带着深厚的感情拍摄那些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囚犯,为他们留下最后的尊严。他甚至爱上了一位女护士,见面时聊上几句,也算是他们集中营生活中极其宝贵的调剂。事实上,正是常人的情感激发出布拉塞人性中的善,让他有勇气面对纳粹的暴行,并在关键时刻将纳粹暴行的证据保留下来。

在这里数字不仅仅用来衡量血腥和仇恨的深度,同时也和对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相关。你要是同意70万人被屠杀,那你就是塞族民族主义者,是诋毁克族伟人斯蒂匹纳茨的人,是塞族沙文主义者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你要是同意只有6万人被屠杀,那你就是克族民族主义者……在这里,数字就是对背后所有历史问题表态。

戴安·赛特菲尔德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生于英国雷丁,曾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英国和法国的大学教过书,出版有多种论述20世纪法国文学的学术著作,是安德烈·纪德专家。2006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第十三个故事》,在英美两国好评如潮,成为《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第十三个故事》以旧书商女儿玛格丽特·李采访名作家维达·温特和对维达·温特的生平所作的调查为主线,融合了悬疑、神秘和爱情,渲染了似真似幻的气氛,带有哥特式小说的风格。

战争结束后,28岁的布拉塞开始新的生活。他希望重操旧业,却总是在照相机的取景器中看到那些集中营的囚犯,“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一个个面临死亡的人”。开始是眼睛让他无法工作,后来手也不听使唤,无法按下快门。1946年,布拉塞终于停止了摄影师的工作,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碰过照相机。

同样,宗教引发的民族问题还出现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在那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一直想独立,或者和阿尔巴尼亚合并。当地的塞族和阿族关系非常紧张,只是由于铁托的高压作用引而不发,但国家一解体,这里果然就被引爆了。

中超竞彩,与前南地区被宗教纷争引爆的成片的政治地雷不同,东边的罗马尼亚则陷入到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分裂之中。卡普兰还专门写过一本关于罗马尼亚的著作,《欧洲的阴影:两次冷战和三十年罗马尼亚之行》,可见他对这一地区的熟悉程度。

在罗马尼亚,历史的幽灵附着在层出不穷的暴虐统治者和民族矛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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