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平成三十年日本文学回顾

名言佳句

本学期我开了一门拉美文学课程,最后一次课上,带同学们共读的书是乌拉圭著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 1940-2015)写于1971年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以下简称《血管》)。课间有学生问我,为什么有的拉美文学史著作把加莱亚诺算作拉美文学“后爆炸”一代的作家,有的文学史著作却压根不提他?嗯,这是个好问题。他又说,《血管》有点儿“四不像”的感觉,他是在图书馆的经济类书架上找到这本书的。这一点并不让我意外(要是它出现在医学类书架上,我才真会感到意外)。我特意查了查,在我们南京大学,这本书除了被校图书馆收入外,还可见于商学院、政治系和历史系的图书室。藏书系统显示,在商学院图书室,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血管》已经处于“剔旧报废”状态了,或许在经济学的眼光里,作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血管》已经过时了,无用了。

日本平成年代即将于今年结束,回顾平成三十年来的日本文学,有哪些书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又有哪些曾经引人瞩目的文学动态?前不久,《读卖新闻》编委鹈饲哲夫围绕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谈到古代希腊,毕达哥拉斯、希波克拉底、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等一长串人名,就会从曾经的数学、生物、语文、哲学等学科的课本上跳出来,再加上奥林匹克、掷铁饼者、雅典卫城、民主政治等一系列专有名词,就组合成一个“言必称希腊”的“古希腊”(前800年-前146年罗马征服)印象。

尽管我们的藏书系统并不认为《血管》是一本文学著作,我还是提示同学们,可以把它当成一部非虚构写作的作品来读,看看新闻记者出身的加莱亚诺是如何以他特有的风格讲故事的。加莱亚诺写作的一个独到之处,就是挑战写作体裁本身,将小说、杂文、诗歌、新闻报道、历史记述混在一起。用文学理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做法;用他自己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第三世界作家对文学“正统”以及与文学“正统”紧密联系的权力制度发起的反抗。至于是否被收入拉美文学史,或许并不是加莱亚诺所在乎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阅读《血管》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读解拉美文学。

鹈饲哲夫于1983年进入读卖新闻社,从1991开始曾长期担任文化部记者,见证了平成年代日本文坛的风起云涌。他称平成为文学漂流的时代,也是“文学史不在的时代”,因为在此期间没有像昭和时代无赖派这样的作家群体和重要的文学流派,文学更像是在进行着一场“没有海图的航行”。在文学的世界里,作家们并未寻找到与时代对峙的指针,于是如何度过每一天、如何生存下去便成了文学的重要主题,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也就呈现出了漂流状态。

上述人物和事物都出现在古希腊古风-古典时期,这其实是希腊历史上很短的一段时间(前800年-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继位)。许多作家都选择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写希腊史,日本著名作家盐野七生的《希腊人的故事》,和英国学者格罗特的巨著《希腊史》一样,把书写的起点放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前776年)。古风-古典时期的确是古代希腊最为辉煌的阶段,但在这之前,希腊已经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

《血管》这部以拉丁美洲历史为主题的著作不是专门写给政治经济学专家读的,作者本人就不是专家;《血管》是面向大众的,为了说明观点,加莱亚诺采取了说故事的方式。单看目录,构成章节小标题的不是概念,而是画面,诸如:“可可种植园主用五十万雷伊斯的钞票点烟”、“啮噬智利的铜齿”、“拉普拉塔河上的英国战舰庆贺拉美独立”……加莱亚诺不是标题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章节内容同样是精彩的,充满画面感的。比如,讲到拉丁美洲的银矿资源被开发、被掠夺的历史,玻利维亚历史名城波托西的银矿是如何被发现的:

鹈饲哲夫认为,平成年代最值得关注的是女性作家的崛起。无论是芥川奖最年少获奖者绵矢丽莎(2004年获奖时十九岁),还是最年长的黑田夏子(2013年获奖时七十五岁),以及去年夺得芥川奖的六旬主妇若竹千佐子,都为这一时代的日本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荷马史诗的故事一直被认为是虚构的,直到德国商人施里曼凭借一腔狂热爱好,以史诗文本为线索,于19世纪末发现了特洛伊遗址和迈锡尼遗址——世人才惊觉《伊利亚特》所描写的那场伟大战争竟言之有物。

1545年,印第安人瓦尔帕在追捕一匹跑散的骆马时,被迫在这座山冈上过了一夜。为了不致冻死,他点燃一堆篝火取暖,火光照亮了耀眼的白色的矿脉,那是纯正的白银。西班牙人雪崩似的蜂拥而来。

在平成年代的女性作家中,川上弘美用奇妙的真实感描绘了不可思议的世界,多和田叶子则不断在语言内部缔造新的表现可能。另一方面,小川洋子《妊娠日历》《博士的爱情算式》和角田光代《空中庭园》《对岸的她》等佳作,都让人深刻感受到故事的力量。此外,看村田沙耶香《便利店人生》这样的作品,可以不用意识到性别等属性,始终作为“个人”的故事来阅读,这种独具时代特征的文学也只有平成年代才有。

在《伊利亚特》(以下简称“史诗”)一万五千多行诗句构成的庞大世界中,最吸引笔者的不是那些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而是在第十八卷才出现的“阿基琉斯之盾”。它与史诗的关系是,既与之休戚相关,又抽离其中。史诗用一种视觉化的语言,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神匠赫法伊斯托斯为英雄阿基琉斯所造的这枚战盾,引发了后世无穷的想像与解析,许多人尝试用“画”的形式还原它,文字解读更不胜枚举。笔者拟从史诗描述本身出发,梳理其中隐藏的希腊早期城市文明的发展线索,尝试解析“阿基琉斯之盾”中隐现的城市文明意象。

历史就这样被加莱亚诺的文笔还原了现场,被赋予了生动的画面和戏剧性,印第安人的困苦生活、欧洲殖民者唯利是图的贪婪形象,寥寥数语就跃然纸上。像这样的有具体时间和具体空间、截取特定的历史场景并富有意味的小故事,后来发展为加莱亚诺的拿手好戏,一个个看似相互独立却又有内在联系的非虚构小故事串起《火的记忆》(三部曲)、《拥抱之书》《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等作品。作为一个擅长讲故事的文学大师,加莱亚诺深知运用视觉形象的重要性。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少时的理想和禀赋:

鹈饲哲夫还指出,近二十年来,日本文坛呈现出纯文学与大众娱乐文学差距逐渐消失的倾向。不少纯文学作家在以独特的文体开创了文学新的地平线的同时,又不断编织出令读者欲罢不能的故事情节。奥泉光的《东京自传》、吉田修一的《恶人》《怒》、中村文则的《恶与假面的规则》等等,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女性作家当中,山田咏美、江国香织、井上荒野等人的小说,也体现了纯文学与故事性的完美融合。刚开始写娱乐小说,后来逐渐走上纯文学道路的女作家则有高村薰、桐野夏生、小池真理子等人,她们的作品糅合了娱乐性和严肃性,描摹出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众生相。

写在前面

首先是形象,其次才是语言。一种状况,一种情绪,或是一种思想,如果我首先没有看见它们的形象,那么我是无法把它们传达出来的;为一种形象找到可以传达它的、与其光辉相称的词句,总是花费我好大气力。我认为,我是用写字的方式画画的,因为我缺乏绘画的才能。既然做不了画家,我只好当个作家了,这就好比你爱的女人不理会你,然后你娶了她的表妹。

鹈饲哲夫最后强调,平成是没有装腔作势的文学史的时代,不可能仅仅通过读哪一部名作就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学。而所谓的名作,就应该一直被人们所争相阅读,也许从现在开始,读者会发现平成时代真正的名作。

关于“城市文明”。“文明”和“城市”,都属于难以一言蔽之的概念。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直推到“文明”在世界各地最早出现的临界点,会发现在那个时刻——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约公元前3500年出现苏美尔文明——“文明”和“城市”几乎是同义词。

事实上,加莱亚诺第一次发表作品,就是刊载在一份政治刊物上的漫画;在开始新闻写作之前,他先以其父姓“休斯”为笔名画了四年漫画。这样的经历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加莱亚诺讲起故事来是如此地“绘声绘色”,给人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

“文明”有一个关键特征:它是由陌生人合作创造的。而“城市”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陌生人合作共同体,故“文明”产生于“城市”,而非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村落”。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一部分的意思就是“城市化”。为尽量减少歧义,本文使用“城市文明”作为关键词,以平衡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关系。

银矿的故事以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开始,然后是银矿带来的繁荣、殖民地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最后终于资源耗尽、银城衰落的悲惨结局。在《血管》中,不管是银矿、金矿,还是拉丁美洲土地上的其他宝藏,大体上是同一个故事套路,从令人狂喜的“发现”开始,到令人叹息的没落结束。这个“套路”,就是命运——资源的命运,人的命运,拉丁美洲大陆的命运。充分现代化的国家是不会遭受兴衰更替的循环的,它们只会越来越发达,沿着线性时间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而为别国的现代化掏空了自己的国家,则不得不一次次经历无情幻灭,走不出循环时间的怪圈。

关于史诗的故事时间与成文时间。《伊利亚特》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3-12世纪,为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亦即迈锡尼文明后期;而史诗成文于公元前8世纪,为黑暗时代之后的铁器时代早期,亦属于古希腊古风时期(前800年-前480年)。史诗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口头传颂,最后成文,跨越了三个时代,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

在加莱亚诺笔下,这些矿产地昔日的辉煌与他实地走访时看到的破落景象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破落景象中,我们甚至能读出点魔幻的意味来,比如,在巴西曾经盛产黄金、后来走向不可避免的衰颓的地方,“传说中有根有据地说,在米纳斯吉拉斯的慈悲和仁慈圣母教堂里,那些死去的矿工仍然在寒冷的雨夜做弥撒。当教士回过身来,面向大殿伸出双手时,人们还能看到他脸上的骨头”。一本正儿八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可能不会写这些,然而这种亦真亦幻的传说有时候却要比枯燥冰冷的数据更具说服力,正如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的,诗——虚构的艺术要比历史——非虚构的艺术更接近真实。繁华不再,空余废墟,这样的主题是在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的是封建王朝不可逆转的由盛转衰的命运,而加莱亚诺故事中的这些鬼魂出没的没落城镇,则是作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依附于单一资源的悲惨命运的象征。这些地方能让我们联想起胡安·鲁尔福的荒凉哀伤的卢维纳,马尔克斯的经历了大兴与大劫的马孔多,科塔萨尔的见证了家族兴衰最终被神秘力量完全占领的百年孤宅……在拉美文学中,这些没落的地方不仅是有美学意义的,也是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

俄开阿诺斯河:海洋贸易带来城市文明

这样的故事,读来是令人心情沉重的。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规律中,坐拥丰富资源却总是缺席经济发展盛宴的拉丁美洲似乎永无出头之日。加莱亚诺一边讲故事,一边讲道理:资本主义一直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是维持宇宙稳定运转的铁律;拉丁美洲不幸从古至今一直是弱势的那一方,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欧美强国发达的必然结果,后者越发达,前者就越不发达,“我们的失败总是意味着他人的胜利;我们的财富哺育着帝国和当地首领的繁荣,却总是给我们带来贫困”。丛林法则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中心与落后外围之间,也存在于拉丁美洲内部的大国与小国间,同样也存在于每一个拉美国家的内部。这样的稳定而僵化的权力结构,这样的压迫层层传递的不公正秩序,是令人窒息的。

他铸出大地、天空、海洋、不知

同样的窒息感,我们可以在一些拉美文学“爆炸”经典之作,如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中读到:以暴力确立上下级关系、弱者的尊严被强者肆意践踏的野蛮社会,浓缩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中,军校的高墙、封闭的体制让人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血管》的理论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依附论”。在依附论的视角下,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它由不断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国家和作为扩张对象的外围附属国家共同构成,后者依附于前者,不断向前者输送工业发展所需的血液,因此前者越富,则后者越穷;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是不可能摆脱不发达状况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的。翻阅《血管》一书的尾注和致谢页,我们可以找到好几位拉美本土的依附论理论家的名字: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塞尔索·富尔塔多、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血管》以生动的画面和平实的语言诠释了依附理论。拉丁美洲可能的出路在哪里?加莱亚诺的主张代表了依附论学派中比较激进的一派。《血管》的最后一段文字:“为了使拉丁美洲获得新生,每一个国家必须从推翻统治者开始。起义和变革的时代展现在眼前。有人相信命运在上帝的膝头,但事实上,命运如同激烈的挑战,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上。”他呼唤革命。

疲倦的太阳和盈满溜圆的月亮,

在当年的加莱亚诺看来,拉丁美洲要摆脱依附的命运,真正走向自由和繁荣,办法只有一个:武装革命。《血管》不仅是拉丁美洲的悲情故事,也是呼唤战斗的革命宣言。既然是宣言,那么把话说得激进一些,把事实讲得耸人听闻一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及众多的星宿,像增色天穹的花环,

加莱亚诺曾数次在他的杂文中阐述他的文学理论,很朴素的道理,不会搬出西方哲学家晦涩难懂的句子来吓人,也不会玩弄故意制造作者和读者间距离的术语,而是直接面对活生生的现实:“拉美作家的命运,是与深刻的社会变革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被奴役的社会里,自由文学只能做两件事:揭露和寄托希望”。在西班牙语中,揭露自身(revelarse)和造反(rebelarse)是发音相同的两个词。揭露自身,也就是自我显现,意味着真正认识自己,从而真正获得自己的身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这也是正义革命的目的所在。加莱亚诺说过这么精彩的一句话:“我属于一块对自己尚未有所了解的土地。我写作是为了帮助它来揭露自己——揭露自己,奋起反叛(revelarse,rebelarse)——在找寻它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自己,我和它一起迷失,我也迷失在这块土地之上。”

普雷阿得斯、华得斯和强有力的俄里昂,

如《百年孤独》所暗示的那样,拉丁美洲是一块被孤独症所诅咒的土地,这块土地上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肤色的人互相鄙视、互相不了解,各个人群对自己的历史和命运也不了解。为了完成《血管》这本书,加莱亚诺遍访拉丁美洲各个被遗忘的角落,力图写出一个被官方话语刻意掩盖了的流着血与泪的拉丁美洲,让终于认识到拉丁美洲被奴役的真相的人们能有所觉悟,进而采取改变不合理现实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加莱亚诺也履行了作家对人民的承诺——在他写作《血管》的年代,深受萨特的影响和古巴革命的鼓舞,在世界文坛崭露头角的那一批拉美青年作家是普遍相信写作有介入社会现实之用的,他们将文字创作与本土民众追求自由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还有大熊座,人们亦称之为“车座”,

在后来的岁月中,《血管》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并被左派人士奉为经典的同时,其观点也不断被质疑、被批评。普遍的一种批评意见是,《血管》将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主要归咎于来自外部的新旧殖民主义剥削,对拉丁美洲自身的批判力度不够。巴尔加斯·略萨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害的神话之一就是:穷国之所以穷是富国密谋的结果,是富国为了剥削穷国、让穷国维持不发达状况而有意策划的。”

总在一个地方旋转,注视着俄里昂;

略萨以秘鲁的经验为例,反对那种为了斩断“依附”关系而闭关自绝于国际市场体系的做法,更反对以解放穷苦人为名的暴力革命。在他看来,秘鲁政府在七八十年代推行的向内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使秘鲁遭受了灾难性的全面倒退;那些奉行极左思想的游击队不仅造成社会动荡,更是逼出了以暴制暴的独裁恶魔,使秘鲁社会进一步野蛮化。他认为,在新的时代,穷国只要肯向世界市场开放,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获得迅速发展,而造成拉丁美洲落后的罪魁祸首,不是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而是拉丁美洲的两大特产:军事独裁和革命暴力主义。

众星中,惟有大熊座从不下沉沐浴,在俄开阿诺斯的水流。

还有人或许是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启发,在文化心理上探寻拉丁美洲落后的根源,如坎特拉·卡罗马诺(Cantera
Carlomagno)的《拉丁美洲被闭合的血管》(Las venas tapadas de América
Latina,2007),该书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将他们的官僚主义、考迪罗主义、贵族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精神先天不足等等缺陷遗传给了拉美民族,这些东西成了直到今天还在束缚拉丁美洲发展的桎梏。该书的书名就是对《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戏仿,仿佛是要针锋相对地否定加莱亚诺的观点。

……

切开的血管,闭合的血管。在加莱亚诺看来,拉丁美洲向世界市场的开放是灾祸之源。在另一些人看来,拉丁美洲向世界市场紧闭大门才真正是灾祸之源。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究竟该选择开放还是封闭?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足以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尽管东亚的发展经验可以为质疑和批评《血管》的人提供例证,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也曾遭受殖民主义压迫,也曾经历《血管》所描述的种种资源灾难和生态破坏,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血管》一书中回响的那些令人难忘的警句,诸如“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是有普世意义的。人心的贪婪本质是很难被改变的,人类离文明的理想境界还差得太远,只要丛林法则依然强有力地存在,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对暴力压迫的抗争就依然是有意义的。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平成三十年日本文学回顾。他还铸出俄开阿诺斯河磅礴的水流,

《血管》中文版首次面世是在2001年,今天由理想国译丛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其间中国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大的变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2001年,正在热议“入世”话题的中国读者初读《血管》的时候,或许会想到我们这个民族也遭受过类似的屈辱,是不是该对经济全球化保持警惕……今天呢?我虽没有像加莱亚诺那样的讲故事的才能,不过我还是想转述一个与《血管》有关的小故事,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这个故事是我在2018年1月北京大学的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上,听戴锦华老师在发言中说的:

奔腾在坚不可摧的战盾的边沿。

2003年,戴老师去拉美某国开会,在巴黎机场转机,候机二十四个小时,碰到一个与她同一航班的中国渔业商人,聊了几句,这位同胞是去美丽富饶的拉丁美洲开拓业务的。他在机场待得无聊,便问戴老师借书看。戴老师带的一大堆书,他一本也看不进去,好歹倒是把《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看完了——比起那些满纸术语的学术专著,还是加莱亚诺的拉美故事更好看。看完后,他把书还给戴老师,感叹了这么一句:“我们去得太晚了!”

(本文中史诗译文皆选自《伊利亚特》,【古希腊】荷马 著,陈中梅 译

但愿这位中国商人的想法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国人的想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神匠在盾面上铸造了大地、天空和海洋,说到惟有大熊座从来不到俄开阿诺斯河去沐浴,又用俄开阿诺斯河磅礴的水流将整个战盾上的世界围绕了起来。俄开阿诺斯(Oceanus,ocean一词的来源),是俄开阿诺斯河(the
river
Oceanus)的河神,希腊古典时期海王波塞冬的前身。在荷马史诗中,他和妻子忒苏丝是所有神的始祖;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他被划为第二代神(大地母神盖亚和天神乌拉诺斯的儿子),同忒苏丝生下了世界各地的河神与大洋女神——世上所有的水。

史诗其他部分关于俄开阿诺斯河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作为扁平大地的边界,日月星辰从水中升起再落入其中,比如太阳,“从微波静漾、水流深森的俄开阿诺斯河升起,踏上登空的阶梯。”它的“孕育”功能显而易见,世界从中诞生,又回归其中,一日一日周而复始;这种空间上的画面感又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抽象的“时间”概念。谈到希腊文明的自然环境基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爱琴海,俄开阿诺斯河“孕育”出的世界,同爱琴海“孕育”出的希腊文明,是神话和现实的呼应。而现实中的“孕育”功能,建立在爱琴海的气候和环境特别适合海洋贸易的基础之上。

征服浩瀚深邃的海洋比征服迂回曲折的陆地要容易。距今4万年前,人类已经利用较大船只跨越巽他陆架(现马来西亚、印尼、婆罗洲一带的海陆)和莎湖陆架(现新几内亚一带的海陆)之间约90公里的深海海沟,到达了澳洲。1984年,土耳其乌鲁布伦海岸附近,发现了一艘公元前14世纪末期的沉船,这条船从特拉布哈瓦起航(今以色列海法),装载了从古代世界各个角落经由海路、陆路运来的货物——包括乌木制品、河马牙、象牙、玻璃、琥珀、珠宝、青铜器、金银器、铜锭、锡锭等,目的地是土耳其南部。

乌鲁布伦沉船颠覆了今人对当时地中海世界的想象:贸易已经惊人地将近东和地中海联系在了一起。爱琴海(地中海的一部分)适宜的气候和安全的航海环境,让它在远洋轮船发明之前,成为全球贸易(虽然当时的全球范围还没那么大)的枢纽,贸易全球化从那时开始萌芽了。

海洋贸易孕育了希腊第一个伟大城市文明:米诺斯。宫殿和神庙作为考古上最可见的物质证据,通常是早期城市的标配,在克里特,宫殿遗址分布在岛上多处,神庙则以“圣山”的形式出现。将米诺斯作为城市文明看待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规模性的宫殿已经不是村落的组织形式能够胜任的建造任务了,克诺索斯的宫殿占地面积达22000平方米之多,有1500间宫室。其二,米诺斯文明显示出很强的“开放性”,各地发现的米诺斯制造的物品显示,它有一个与希腊本土、塞浦路斯岛、叙利亚、小亚细亚、古埃及、伊比利亚半岛及美索不达米亚通商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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