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儿子而富有,怀念我的父亲

影视文学

母亲是一九九〇年清明节前夕走的,清明节这天落的葬。也许是父亲离不开母亲,母亲也离不开父亲,这年农历的十一月二十九日父亲就随母亲去了。

文/施一公

文/隐梦尤

次年清明节这天,我们为父母立了墓碑。墓志铭是春哥撰写的:因为儿子而贫穷,因为儿子而富有。看着春哥的两眼泪光,我坚信他是心里流着血写下这两句碑文的。前一句写的是父母艰辛的一生,后一句是儿子写给父母的诺言。春哥写毕见兄弟几个都默默地点头,便朝着我说:题刻的字就由鹏旋来写,这几年他的隶书写得有些长进。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沉重的感觉,那毛笔沉甸甸的,提笔的手颤抖着,写完这短短的两句碑文,像是走完一段漫长的岁月。

常常有学生和朋友问我:这辈子你崇拜过谁?我过去48年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几天,心头都有一股酸涩,想写点东西,关于我的父亲。

立碑的时候,我站在父母的墓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块黑色的花岗岩碑石,默默地流着眼泪,蓦然想起父母临终前的情景。母亲的死很凄惨:她是几天前胃病突然发作,不料出血不止,输进的血鲜红鲜红的,流出的血紫黑紫黑的,输进越多流出越多。医生说胃癌到了晚期就会这样,没办法了。到后来血也输不进了,血也流尽了,母亲挺了四天四夜最后叹一口气撒手走了。在我还小的时候,因为靠父亲的那点工资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决然上街去摆烟摊,这一摆就是二十年。久而久之饱受风霜寒冷,患上了胃病,发展成溃疡,转化为胃癌。蓦然一回首,这竟然就是母亲生命的轨迹。

我的籍贯是云南省大姚县,是我爷爷施平的出生地。爷爷年轻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离开了云南,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在那里与我的奶奶杨琳相爱并结婚。奶奶是当时杭州进步学生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判定是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1935年1月5日,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亲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为了纪念和怀念奶奶,爷爷给父亲起名施怀琳。

2015年的元旦假期,在临放假的头一天,我最终打消了出去玩的念头,买了一号回家的车票。其实回家本是有点不情愿的,因为最近的状态,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有一点理不清的烦心,很想借假期出去走走散散心。我妈常常在念叨起我时说我最是不恋家的孩子。

父亲的离去很悲凉:母亲走后,父亲好像就剩下一件事了,那就是思念母亲。那天父亲夜不能寐,起身解手时仿佛听见了母亲说话的声音,心里一恍惚就摔倒了,跌成了股骨骨折,卧床痛苦呻吟了几个月。也许是母亲于心不忍,就接他去了。我在父亲床前眼看着他慢慢地闭上双眼,颤颤地合上嘴唇,断了最后一口气。是我和凯哥为父亲更的寿衣。我坐到床上,凯哥将父亲托起依靠在我的前胸,然后小心翼翼地为父亲脱下一件一件的衣裤。我用泪眼看着父亲那稀疏的白发,枯瘦的身子,最后一次感触到父亲那暖暖的余温。谁也不会信,父亲更下的衣裤全是打过补丁的,破损的厉害,不是我们买不起,而是父亲偏不让买,买了偏不肯穿。记得那次他对我说:我穿这些衣裤暖心,都是你母亲一针一线缝的,一针一线里都是过去的日子,是与你母亲共度的那段艰难岁月。

爷爷随后投身革命、参加抗战,无暇照顾我的父亲,只能把他托付给亲戚朋友抚养长大。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四处打听,才辗转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亲,并把他接到北京身边。父亲从出生就命苦,可以说没有真正见到过生母,而直到长大成人后才与生父第一次团聚。

当我下了火车,行在家乡不是那么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上,望着出租车窗外那些被积雪掩盖的的麦田,远处像小房子一样一排排盖着草席的温室大棚,微风里仍抖动干枯枝叶的一垛垛玉米秸秆,早已没了鱼虾却仍在静静流淌的村外小河,笔直而又枝桠分明的白杨树,村头已经被扩建重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明远小学那股不能言喻的温暖和踏实感像往常一样再次涌来。

想到这儿,我的心在滴血,目光紧盯着因为儿子而贫穷那句碑文,抱着愧疚问自己:父亲母亲来到这世上,就是注定了要为儿子们而辛劳、焦灼、贫穷一生的吗?又充满着怨恨问上帝: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的父母再多活几年?他们的儿子已经有能力让他们不再辛苦不再贫穷了,为什么让他们在一个该享福有福享的年龄离我们而去呢?难道,他们注定是这世界上活得最苦的父亲母亲?

父亲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1962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电力工业局,次年母亲也从焦作矿业学院调到郑州,与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郑州,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时正好赶上河南省文革的高潮,就是武斗开始,所以我母亲在找医院的时候都非常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医院,生下了我。文革期间出生的孩子,大部分的名字都带有时代色彩,叫文革、卫东的有很多,父亲很希望我有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但是又不希望太落俗套,最后想了又想,还是取意一心为公,选择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公,作为我的名字。父亲赋予这个名字中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我一直知道我深深爱着这片灰色的土地。因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是最亲切的根。

我的眼眶里盈满泪水,目光移向因为儿子而富有那后一句碑文。忽然想起有好几回清明节祭祖时,母亲对我们说的那番话:总有一天父母亲也会离开你们的,到那时不在于你们烧多少纸钱给我们,只要能听到人家说起刘家的几个儿子没让他们的父母白苦一场,那就让我们欣慰了。陈老总不是有句捷报飞来当纸钱的诗吗,就是这个意思。我终于悟出,这后一句碑文源自母亲生前留下的隽永的教诲,春哥这样表述已转换成我们向父母许下的诺言。

从我有一点点懂事开始,就记得家里挂的一个精致的大镜框,里面是一位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学入学时照的,每次搬家,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镜框包裹好,而每到一处、新家安顿完毕后,又把照片悬挂在最显着的地方。

我下车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家门口等我了。这让我很意外。往常站在门口踮起脚尖眺望的人都是老妈。后来,听妈妈说,你爸今早听我说你要回来,就翻着日历嘟嚷这是一个多月没回来了,然后就骑车出去买鱼去了

那碑肃立在父母的墓前,我相信他们在天有灵会看到它的。所以,二十年了,每年清明节的前夜,我都会在寂静的夜里理一理过去的时光,理一理曾经的往事,也理一理复杂的心绪,问一问自己明天回去有什么话要对父母说,有什么事能让父母高兴的,就像是要赶赴考场面对考官的考问;到了墓地头一桩事就是去擦一擦那块碑石,然后点燃两支香烟供在墓前,默默地向父母说着心里的话。

1969年10月底,我两岁半,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那时的往事,我自己当然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我们离开郑州的那一天,一大早就开始把收拾好的家具和行李搬到大卡车上,上午8点多就离开了郑州,父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大姐则站在车上面,一路颠簸,开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两百公里开外的小郭庄。因为我和二姐都还太小,跟着母亲坐火车到驻马店镇车站,下来后再乘坐汽车到公社林场与父亲的大卡车汇合,到达小郭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村民已经把当地村西头上的一个牛棚腾了出来,开始味道很重,后来父亲母亲多次整改粉刷才好些;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这间牛棚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第一个家。

父亲见到我,先是咧开嘴冲我笑,之后又探身冲司机师傅喊:师傅,家里来坐坐喝口热水吧!

记得那年回黄桥当镇长的前一天,我独自去了一回父母的墓地,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对父母说:儿子明天就要回来做镇长了,我会踏踏实实为家乡做点事情,对得起我是刘家的儿子。别人离开了可以不回来,我不能不回来,父亲母亲的墓在这儿呢那天离开墓地,我专门约请家兄和平日走得近的几个亲戚吃了顿饭,开场白便对他们说:人家都说东西南北中,黄桥最难弄,偏偏让我回来当这个镇长。今天设鸿门宴,拜托你们三件事:一不要有什么事找我的麻烦,二不要揽人家的事给我添乱,三不要借我的名去办什么事。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认为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小郭庄、不会再有机会回到省城郑州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父亲特别认真地干农活。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背上一个箩筐,拿把小铲子,顺着小路去捡拾牛粪、用于农田施肥;白天则是到地里田间向乡亲们学习各种农活;父亲很聪明,不仅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各种农活技能,还学会了一边撑船、一边在寨河里撒网打鱼。驻马店地处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过后,父亲都会带上大姐,两人配合到田间抓青蛙;父亲手持自制的长叉,循着声音、用手电筒的光柱照射青蛙,此时的青蛙一动不动,很容易被长叉捕获,然后扔到背着的一个带盖的小口箩筐里。在田间转一大圈下来,就会有几十只青蛙入筐;第二天,父亲会烹饪美味的田鸡宴。

司机师傅很意外,连忙道谢说不用了。父亲憨厚的笑容挂在脸上,就不知道要继续该说什么了。

中超竞彩 ,当时心里这样想的:刚才我向父母许下的诺言连上帝也听见了,我自己是可以努力做到的,可不能让兄弟们碍了我的事叫我有口难辩。卸任回城那天,我在烈烈寒风之中赶去墓地向父母告辞,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简简单单只说了两句话:父亲母亲,我在黄桥的工作结束了,儿子没有给你们丢脸。儿子就要回城里了,明年清明节再回来看你们。

我记忆中的父亲特别能干,我甚至觉得他无所不能。为了让我们住的更舒适一些,聪明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父亲是位很好的理发师,我在到清华上学以前的18年间,从没有去过理发店,总是父亲给我理发;当然,在这方面,哥哥姐姐和妈妈也靠父亲。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我一直到小学毕业为止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大多数是继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除了剪发和裁衣,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会打造很美观实用的家具,20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现在仍在使用。

我谢过司机师傅,然后边进家门边笑着跟父亲解释,司机师傅忙着赚钱呢。

五年前,我从监察局长岗位上转岗,到建设局当了书记。到了建设局我困惑了:半个脑子做事,留着半个脑子干啥呢?有一天,与春哥凯哥喝酒侃大山,说起父母去世快二十年了,春哥提议:何时三人合出一本书告慰两位老人。春哥已是拿过两个曹禺剧作奖的大家,凯哥也已出过几本企业文化的专集,还是全国化工行业作协副主席。我曾经写过不少官样文章,都是归属于文书档案的文字。这一提议委实让我有点为难。为了让父母欣慰和骄傲,我还是欣然应允了。这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我的第一篇散文《翱翔春天》见了报。没过几天清明节就到了,我把报纸带去了墓地,随那燃烧的纸钱捎给了父亲母亲。我确信他们一定会看到的。记得四十多年前春哥的处女作《芦沟一月》见报那天,母亲有整整一夜高兴得没合眼呢。

1970年以后,父亲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他讲课认真而又生动,颇得学生喜爱。再后来进了城,父亲又在当地的镇机械厂带领技术人员进行硬质合金的技术革新。1977年恢复高考,他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X、Y、Z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等我们回到了郑州,父亲又去郑州工学院任教,给学生讲课。再再后来又去工厂,做管理工作

父亲又嘿嘿笑了几声,复述了一遍我的话:喔,忙着赚钱呢。然后跟着我进了家门。

清明节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里又一次困惑了:报纸已捎信给父母看了,他们一定是为儿子高兴了,高兴之余便是期待。春哥去当兵的那几年,父母总是天天望眼欲穿,期待着儿子的来信,今天收到了,明天又开始了新的期待。我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可接下来却又不知道往哪儿去写,便陷入了沉思。也许刚从父母的墓地回来,思绪还没走出对父母的思念和感恩,便不由自主地顺着父母走过的那条充满艰辛的路去寻觅,于是想起了母亲的烟摊:

对待左邻右舍,父亲更是一生助人为乐,这是他的做人准则。到了小郭庄之后不久,父亲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义务理发师,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理发,逢年过节则是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而父亲则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大度宽厚。我们家从郑州搬到小郭庄带去的最珍贵的一大件就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在当地马上出了名,父亲用它不仅负责我们全家的衣裤制作,还帮助全村的乡亲做衣服;春节前一个月,村里的乡亲大多会到镇里百货店撕上几尺布料,回来请我父亲量体裁剪,大姐和母亲也会帮忙缝纫,我则几乎天天在缝纫机踩踏旋转的规律节奏声中入睡。后来大姐告诉我,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免费为乡亲们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裤。乡亲们为了感谢我们家的帮助,常常拿来自己家里的土产,比如红薯干、豌豆角等等,我父母则还以一些白面细粮。这样久而久之,父亲不仅在村里,而且在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有名气,很受乡亲们尊重。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时也会找父亲来商量调解,甚至邻村乡亲结婚都会请我的父亲参加,以增添分量。

父亲习惯了每次请司机师傅进屋喝水,他认为那是礼数,或者是出于感谢,麻烦到了人家把我送回家。但他似乎从来没有记起过司机师傅们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去。

在那人头攒动、车挤人拥的街头,在那烈日酷暑、天寒地冻的街头,我看见了母亲的身影。于是我记下了母亲烟摊的故事,也记下了母亲走过的那段风霜岁月,感悟之间便潸然泪下。当夜,我在梦中将泪迹未干的稿纸送给母亲去看,心里胆怯怯的,生怕灼痛了母亲的记忆,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露出了微笑。我有点揣摩不透:那是母亲看了儿子的文章之后发自心底的欣慰一笑呢?还是母亲从容走过风霜岁月之后的淡定一笑呢?

刚到小郭庄时,那里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点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汪汪叫上两声。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父亲坐在沙发上,用布擦一个黑色的手电筒那么大的东西。我在看电视,并没留意他到底在擦什么东西,直到好一会儿他才用商量的口吻突然对我说:##,你帮我推下头,行不?

于是,我一次次顺着父母走过的路向前寻觅,往昔岁月里那些生活的情景,昔日街巷里那些生命的影子不期而至。我把我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我把我那个曾经搬过七次的家和那些生命里的故事、生活的况味记录下来;我把我所熟悉的那些平凡、普通、庸常的一群人,那些贫困、卑微、寂寞的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记录下来,一旦见了报又一次次随着那清明节燃烧的纸钱捎给父母去看。

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父亲带着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用树干削制而成的电线杆,把电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远近十多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原来他擦的东西是一个剃头发的电推子。

我不知道春哥凯哥为何放弃三人合出一本书告慰父母的约定。春哥在前年就出了本《音诗画作品选》,去年凯哥的《心力管理》也出来了,这就逼着我独自出本文集不可了。春节前我请春哥为我的散文集《家住黄桥》写序,他在《写给鹏旋》这篇序里对我说:你的成功还应该归功于我们的父亲母亲。我相信,父母的遗传基因里一定有着神秘的文化密码。虽然写得诗化了一点,但真实的是,我们在父母身边的日子里接受了太多的耳濡目染和心灵启迪。这首先不得不感恩我们的母亲。

1972年夏天,父亲工作调动到驻马店地区工业局,我们也举家搬迁到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几乎是全村出动、邻里乡亲都来送行,难舍难分;村里的众多孩子们则是围着搬家的解放牌卡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非常新鲜;我的母亲从集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37年之后,2009年9月底,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和两个姐姐重回小郭庄,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几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这些乡亲的深厚情谊让老母亲眼眶润湿、让我感动不已。

是的,父亲不好打扮,不留发型,尤其上了年纪之后,头发长了就直接剃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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